作者：千百度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庞大恢宏的巨着《史记》汇集了中国上古文明的精粹。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说到《史记》，有件轶事许多人都知道。相传当年司马迁专心致志写作这部煌煌大着时，曾因为得罪了当朝皇帝而被判了宫刑。悲愤交加之下，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点，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在屈辱之中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52万字的巨着——《史记》。
那么，司马迁究竟为什么要耗尽毕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完这部《史记》呢？用他自己的话说，目的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不仅是司马迁和以他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一大目标，也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一根主线和一大主题。
君不见，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问题的对策中，一开始就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相与之际”，也就是天人之际，是董仲舒这个对策的基本内容。和董仲舒同时，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孙弘，在建议汉武帝开办儒学教育的时候说：“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史记·儒林传》）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这些，所以需要培养儒学的人才。这就把通天人分际，也就是天人之际，作为儒家学问的基本方向。西汉末年著名儒者杨雄也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法言·问神》）”到三国汉魏的时候，何晏称赞王弼，也是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世说新语·文学》）。何晏着有《论语集解》，也是当时的儒林领袖。北宋着名哲学家邵雍也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
几千年来，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主题，中华民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究，构建了一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观念体系，人们通常称之为天命观，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则是中国天命观发展历史上有确凿文献资料可考的最早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源头。
那么，那时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天人关系的呢？
和现在的中国人不同，上古三代时期的中国先民都信神，他们信的神中，既有自然神，也有祖先神，而在这些神灵中，又有一个他们认为起着主宰作用的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神，也就是所谓的至上神。但在商周两代，人们对这个神的称呼却不完全相同，商人一般称至上神为“帝”，有时也称“上帝”，而周人则更多称“天”。尽管叫法不一样，但“帝”、“上帝”与“天”的实质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指至上神。
在三代先民看来，“帝”、“天”作为诸神中的至上神，不但哺育、滋润着万物，而且主宰决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水涝旱灾，农作物的生产和收成，还是王朝的兴盛衰败、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取决于天意、天命。这种认识构成了上古三代时期天命观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它的“第一原理”。
以商代为例，那时的国王和贵族不仅用甲骨占卜，而且还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这些甲骨卜辞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研究商人天命观的可靠资料。由这些文字可见，商人生活在万物有灵的时代，信奉天神、地神、人鬼。其中天神就是天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主要包括日、月、星辰、风伯、雨师、雷神等；地神就是地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括土地神、社稷神、山岳、河海以及百物之神；人鬼则是历史上的人物死后神化的，包括先祖、先师、功臣，以及其他的历史人物。而“帝”、“上帝”则是自然神与社会神的综合、抽象和升华，超越了自然与人间社会，位居天神、地神、人鬼之上的他，是绝对权力的化身。正如已故着名学者胡厚宣先生所说：“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他处在天上，能降入城邑……帝虽在天上，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佑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殷王举凡祀典政令，必须揣测着帝的意志而为之。”
具体而言，“帝”首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风令雨，支配自然界。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说：“上帝……降……旱”。祖庚祖甲时的卜辞说：“……兄……上帝……出……”“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如“贞，今三月帝令多雨”“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可见卜辞中的“上帝”，神力很大，日、月、星、风、雨、雷、电等诸神，俱听其指挥，他可以命令下雨、刮风、打雷。
不仅如此，“帝”还控制着人类社会，他可以发号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还可以传呼命令，干涉人间的一切，从而为害或福佑人间。如卜辞说：“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帝降其摧（摧，原指鸟害，引申为灾害之义）。”“帝唯其终兹邑（终绝此城邑）。”“贞，帝其作我孳。”意思是说“帝”给人制造灾难或为害人。卜辞又说：“贞，唯帝肇王疾。”“王作邑，帝若（佑）我。”“来岁帝降其永（美善之义），在祖乙宗，十月卜。”“帝受（授）我佑。”意思是说“帝”可以福佑人。因为上帝主宰着对外征伐的胜败，能保佑与作祟于殷王，掌握着殷王的吉凶福祸，故殷王毎有军事行动，必先贞问上帝授佑与否。
商亡周兴，商人对“帝”、“上帝”的信仰也随之转变为周人对“天”的信仰。尽管后者与前者字眼不同，但实质都是指全能的至上神。
既然是至上神，“天”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周人祭天的习俗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去过北京天坛的人都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祭天的地方。不过，作为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和人与天的“交流”形式，祭天的历史远比清朝要悠久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包括周代的上古时期。
在周代，每年冬至之日天子都要在国都南郊举行祭天的正祭。“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因为都在郊外，也称“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 。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可见周人不但祭天，而且仪式极为隆重。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祭天呢？目地无非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达对于天哺育、滋润万物的感恩之情，并祈求皇天上帝的保佑。这表明在他们眼里，不仅世间万物都是由天哺育、滋润的，而且天还具有保佑他们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何须感恩与祈求上天呢？！
既然在三代时期的先民看来，“帝”、“天”不但哺育、滋润着万物，而且主宰决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水涝旱灾，农作物的生产和收成，还是王朝的兴盛衰败、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那么就必然会引申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要想得到上天的福佑，就必须感恩、敬畏和祈求上天，否则，不但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反而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说到对上天的感恩、敬畏和祈求，祭天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封禅也是一种重要形式。
在中国古代，最盛大的国事莫过于在泰山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
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或云云等小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禅天地。
古籍中最早提及封禅的是春秋时期的《管子·封禅篇》，书中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意思是说，古代封泰山祭天，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记得的不过只有十二家。这就是古代的无怀氏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神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黄帝封泰山祭天，禅亭亭祭地；颇项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尧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禅会稽山祭地；汤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弹社首山祭地。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然后才举行封禅大典的。由此可见，封禅之仪在“三皇五帝”时便已有之。而在三代帝王中，夏禹、商汤和周成王都在泰山封过禅。
那么夏禹、商汤和周成王为何要封禅？《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就是说古代帝王封禅的目地是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向天地报告自己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而古代帝王之所以要通过这种极其隆重的方式向天地报告自己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则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在他们看来，上天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必须感恩、敬畏和祈求的对象。
在三代先民眼里，服从天意和天命与感恩、敬畏和祈求上天一样，也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前提之一。它们都是三代天命观的基本要素。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服从天意和天命的安排呢？首先必须了解天意和天命，而占卜便是三代先民与神沟通，藉以弄清天意和天命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史记‧龟策列传》云：“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君王将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兴办事业，哪有不曾尊用卜筮以助成善事的！唐尧虞舜以前的，无法记述了。从夏、商、周三代的兴起看，都是各有卜筮的吉祥之兆以为根据的。大禹娶涂山氏之女卜兆得吉，于是夏启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夏朝；简狄吞飞燕之卵生契，卜兆吉顺，所以殷朝兴起；善于播种百谷的后稷蓍筮得吉，因而周国国君终于成为天下王。君王决断疑难事，参考着用蓍龟所作的卜筮结果以作最终决定，这是沿用不变的传统办事程序。有所不同的是，殷商时代广泛使用的是骨卜和龟卜，而后来的周代除了骨卜和龟卜之外，大量采用的是蓍筮。
以商代为例，举凡祭祀、战争、饮食、宴会、气象、农业、收成、田猎、行旅、灾祸、福佑、奴隶逃亡等疑难事宜，商王几乎是每事必卜，每日必卜，得兆后再判断吉凶。具体方法是在龟腹甲背面进行若干处钻凿。凿是用工具形成略椭圆形、枣核形的凹槽，钻是在旁用工具形成的圆形凹槽。
占卜时在龟腹甲背面钻凿处凹槽以火（烧炽的硬木）烧灼，即“灼兆”、“灼龟”。由于钻凿处的甲已很薄，一经高温烧灼致使正面对应处出现“卜”形的裂纹，即“兆纹”。
当时的人认为占卜仪式上龟甲正面这些烧灼出的卜形裂纹直接预示着吉凶，最后便是根据裂纹所呈现的种种形态来对所占事物是吉是凶做出判断（但商人具体怎么判断现已不得而知），并在龟甲上刻辞记录。因为占卜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占卜前通常都要斋戒沐浴。
在商人看来，占卜的结果就是天意，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命令，具有神圣性，是不能违背，必须照办的。如果违反，就是违背天意，就会产生不祥的结果。
据《尚书‧大诰》记载，周武王死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串通周武王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联络淮夷，起兵叛周。一时间周王朝内忧外患，有临深渊履薄冰之忧。这时，担任摄政王的周公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东征平叛。出征前，他用文王遗留下的大宝龟进行了占卜，结果都是吉兆。尽管如此，有些诸侯臣下却仍然反对周公武力平叛的决定。
他们对周公说：“困难太大了，民心也很不平静，而且事情就发生在王宫和近臣的家里，有些是我们尊敬的长辈和父兄，不应当去讨伐他们。王啊！你为什么不违背这个卜兆呢？”
周公对他们说，“上天嘉奖文王，使我们这个小小的周国兴盛起来。文王通过占卜，继承了上天所授予的大命。现在上天命令他的臣民帮助我们，何况我们又通过占卜了解到上天的这番用意呢？唉！上天明确的意见，人们应该表示敬畏，你们还是帮助我加强我们的统治吧！”
接着，周公又说：“上天降福我们文王，我怎敢对占卜置之不理，怎敢不遵从上天的意旨、不遵循文王的意图而不去保卫我们美好的疆土呢？何况今天的占卜都是吉利的，因此我一定率领你们诸侯国君东征。天命是不会有差错的，卜辞所显示的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要从上古三代的天命观里拎出一个主题的话，那这个主题就是天命与王权的关系，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反映了中国先民是对王朝兴废的原因以及政权合法性的理解。
那么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一个王朝，不管是夏朝商朝还是周朝，它得以建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呢？
《尚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为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史料。如《尚书‧召浩》曰：“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
《诗经‧商颂》是商朝及周朝时期宋国的诗歌。在提及商朝的起源时，《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曰：“帝立子生商”。
再来看铸造在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即彝器铭文，“受命于天”的刻辞在其中不只一次出现。如《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大盂鼎铭》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可见，无论是《尚书》的记录还是《诗经》里的传说和彝器铭文中的记载，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夏朝、商朝和周朝的建立都是“受天命”。换句话说，王权来自于上天的赋予，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由上天决定的。
以商朝为例，据史书记载，夏末时，伊尹眼见夏桀无可救药，便劝说商汤征伐夏桀救助万民，但是他起初并没接受。因为古人都明白君权神授，君王有失臣下可以进谏，如果对天子用武力的话，就不是为臣之义了。可成汤东行到洛水，祭拜尧帝设在那里的祭坛时，发生了一件事。
《尚书‧中候》说，商汤将祭祀用的玉璧沉下洛水，侍立在一旁，就看见黄鱼双双跳跃，黑鸟随鱼停在祭坛上，然后化成黑玉，玉上红色的字说：“玄色的精灵天乙承受神赐给的符，命令你征伐战胜夏桀。
三年以后，天下统一。”之后，上天为了使成汤得胜，又在镳宫这个地方命令他说﹕“你要取代夏桀的王位，因为夏桀的品德太败坏了，我已经灭绝了他的天命，你赶快带领众人去讨伐他，我必会让你得胜﹗”（《墨子‧非攻》）结果，成汤很快顺从天命的安排取代了夏桀，开启了有商一朝。
在三代先民看来，上天的至高无上不仅体现在王权来自于它的赋予，而且还体现在王朝的灭亡源自于它的惩罚。
夏初，有扈氏部落反对夏禹的儿子启继承夏禹的王位，结果被夏启打败。为什么有扈氏败了？《尚书·甘誓》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意思是说，上天要断绝有扈氏的国运，惩罚它。
夏末，夏桀为商汤所灭，夏亡商兴。为何昔日强大的夏朝竟被属国所灭？《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致天之罚。”意思就是说，夏桀罪恶累累，上天要惩罚它。
到了商朝末年，商亡周兴。为何泱泱大国的商朝竟然被其下的一个区区小国给灭了？《尚书 泰誓》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意思是说商纣王恶贯满盈，所以上天要诛杀他。
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二（前780）年，泾水、渭水、洛水域都发生地震。太史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之气，不能错失自己的次序，如果错乱了应有的位置，民众就会大乱。阳气滞留在内不能出来，阴气受到压制不能散发，于是便会发生地震。
现在三条河流都发生了地震，就是阳气不在自己的位置而压制了阴气。阳气失位而处于阴气的位置，河流的源头一定会阻塞，水源被堵塞，国家必定灭亡。水流畅通、土地湿润才能生长万物为民取用。水流不畅、土地干枯，百姓就缺乏财用，国家不灭亡还能怎的？过去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灭亡，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
现在周的国运如同夏、商二代的末世，而河川的源头又被堵塞，源头堵塞水流必定枯竭。立国一定要依靠山川，山崩水竭，这是败亡的征兆。河流枯竭，山岭一定会崩塌。这样的国家不超过十年便会灭亡，这是数的极限。凡是被上天厌弃的，是不会超过这个极限的。”这一年，泾水、洛水、渭水流枯竭，岐山崩塌。十一年（前771），幽王被杀，周都因而东迁。
可见，从有扈氏到夏桀再到商纣，这些政权为什么一个个都败了亡了？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或者说被上天所诛杀。而打败了有扈氏的夏启，灭了夏桀、商纣的商汤和周文武王，只不过是在执行上天的意志罢了。
正所谓兴也天命，亡也天命！
上古三代的天命观尽管都强调天、天命的至高无上，但古人对王权与天命的关系其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伴随着商灭周兴，传统的天命观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商代，帝王的天命思想以恒常为主，基本上认为天命不可变易。而但到了商末，这种传统却出现了变化的迹象。据《尚书·西伯戡黎》记载，商代末期，商王纣荒淫暴虐，弄得民怨沸腾，西部方国周族部落经其首领周文王治理日渐强大，势力逐步渗透到中原地区，严重威胁到商政权的安危。大臣祖伊对此忧心忡忡，向纣王进谏道：“天子，天既讫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
意思是上天已经终止了授予我殷人的大命，这不是我们的先王不保佑我们这些后人，只是大王您淫逸、懈怠，自绝于天，所以天才抛弃了我们。可对于祖伊的话，纣非但不听，反而狂妄地宣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从这番对话可看出，尽管君臣二人都认为王朝统治是由天命决定的，但纣王迷信天命永远站在自己一边，不会改变，而祖伊则认为天是根据天子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支持其统治的，这说明当时部分殷人对流行的天命永佑的神话已经产生了怀疑。
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领军队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崛起于西隅的“小周邦”就迅速消灭了“大殷商”而成为天下共主。胜利来得如此之快简直出乎意料，但周武王和周公并没有陶醉于其中。
据《史记》记载，武王灭商以后，回到镐京，夜不能寐。弟弟周公来访，问为什么睡不着。武王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原来，商是天下共主，是统治万邦的王朝，在周人眼里，是“天邑商”、“大邦殷”、“大国殷”，而自己则是“我小国”、“我小邦周”。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大邦殷”、“天邑商”，却在牧野一战中被消灭，这怎能不令“小邦周”震惊呢？
如果说统治天下一定是天命的体现，那么，殷周递嬗不恰恰说明，当初在商朝那一边的天命此时却转到周人这一边了吗？天命不就是可以转移的了吗？如果这个道理说得通，那么，总有一天周朝也会面临失去天命，从而失去天下的危险呀。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永保天命呢？想到这些，周朝统治者当然睡不踏实了。
因此，商灭周兴后，围绕着天命会不会更改转移，如果会更改转移，根据又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王朝会失去天命，有的王朝会获得天命，以及如何保住天命等一系列问题，武王和周公，特别是周公，在深刻反省和总结夏商两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对王权与天命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解释，从而为传统的天命观注入了新的内涵。
与前人相比，周人天命观的革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从“天命恒常”转变为“天命靡常”、“命不于常”。
无论是在夏还是殷商，君王都视天命为永恒不变的东西，都以为自己一旦拥有天命就不会也不可能失去。但历史演变的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夏朝。夏末，夏桀无道，德行败坏。据《帝王世系》记载，有一次伊尹向夏桀进谏说：“君王不听臣子们的意见，亡国的日子不远了。”但夏桀听了完全不当一回事，哑然失笑说，“你又来妖言惑众了，天上有太阳，就像我有子民，太阳亡我才能亡。”然而没多久，夏桀就被商太祖商汤打败，成了亡国之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汤革夏命”。“革”，就是去除、改变；“命”，就是天命。“汤革夏命”意思就是上天要收回赋予夏王的治理天下的使命，商汤顺应天意革除了夏桀的天命。
再看商朝。与夏桀一样，商纣王也以为天命不变，永远会站在自己一边，结果最后也成了亡国之君。原来荣膺天命的王朝，可以失落天命，降为邦国，这叫做“坠厥命”；原来的邦国，可以获得天命而成为统治天下的王朝，这叫做“受厥命”。商亡周兴就是商朝“坠厥命”和周邦“受厥命”的过程。
总之，无论是殷商代夏还是商亡周兴都彻底颠覆了“天命恒常”的传统观念。针对这一现实，周公一改前人的思想，大胆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新观念，意思就是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周成王即位后，康叔参与平定叛乱，因功改封于殷商故都朝歌，上任之前周公特地谆谆告诫他：“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意思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会更换转移的，要他牢记自己的这一劝告。
在告诫殷商旧臣时，周公曾多次回顾过天命在夏商周三代更改转移的历史。据《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对他们说，上帝制止游乐，可夏桀不节制游乐，上帝就降下教令，劝导他，但夏桀不听上帝的教导，大肆游乐。因此，上帝降下大罚，废止了夏的大命，命令你们的先祖成汤代替了夏桀。从成汤到帝乙，殷的先王没有人不力行德政，慎行祭祀，也没有人敢于违背天意，不配合上天的恩泽。
而后继的纣王不敬重上天，不顾天意和民困，大肆淫游泆乐，因此，上帝不保佑他了，把灾祸降给了殷国。我们周国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诛罚，宣告殷的国命被上天终绝了。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取代殷命，是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信诬怙恶的人，而辅助我们。
既然天命在夏商周三代是转移的，那么周代受了天命之后会不会重蹈前代的覆辙呢？周公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据《尚书·君奭》记载，他曾对召公说，上天把丧亡之祸降临给了殷商。现在殷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天命，而我们周室承受了福命。但是我不敢说周室已开始的基业就能永久地延续下去，我也不敢断言周朝的王业能摆脱不详的结果。如果周人的后嗣子孙不能敬天理民，不能继承发扬先王的光荣传统，他们就将永远失去天命。
所谓“天命靡常”，就是说天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他可以把“大命”赋予某个王朝，也可收回它，给与另一个王朝。所以天命不是永恒的，是会更改转移的。
但在周人看来，天命的更改转移又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有原因、有根据的。那么导致、决定天命更改转移的原因和根据究竟是什么呢？既然更改转移天命的权力是掌握在上天而不是君王手里，那么君王对天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敬不敬天，理所当然就成了导致、决定天命更改转移的原因和根据。敬天，君王就能得到上天的佑助，获得、保有天命，王朝就会延续；不敬天，君王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丢失天命，王朝就会灭亡。
据《尚书·甘誓》记载，讨伐有扈氏之前，夏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发布了战争动员令。他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意思是说：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可见，上天之所以要惩罚有扈氏，是因为他违背了天意，也就是不敬天。
据《商书·仲虺之诰》记载，商汤取代夏桀之后，大臣仲虺在解释夏朝灭亡的原因时曾说：“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意思就是说夏桀假托天命以行虐民之实，也就是不敬天，犯下了大罪。
那么商朝为何会亡呢？据《尚书·泰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对各路诸侯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所以，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逸周书》也说，武王伐纣时归罪纣王的就有“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意即商王帝辛不祭上帝，侮辱神祗性质十分严重，武王伐纣是为了申明天命。可见，导致商亡的是同样是因为不敬天。
正因为如此，商汤的贤相仲虺才对他进言道：“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商书·仲虺之诰》），意思就是只有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远保有天命。这也是周朝天命思想有别人前人的一个新内容。
既然上天更改转移天命的依据在于君王敬不敬天，只有敬天才能永保天命，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上天究竟又是根据什么来判定君王敬不敬天的？怎样才叫敬天，怎样才叫不敬天？在周人看来，关键就在于君王有没有德。王有德是为敬天，才会受天命；王无德，就是不敬天，就会丢失天命。所以周公说：“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康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 ·蔡仲之命》）。
意思就是说，天命是会转移的，上天不会亲近任何人，他只辅佐有德的人。如此一来，天的意志就与君王的行为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这是周人对天命观的又一大贡献。
或许有人会疑惑：周人在谈论天命时，既强调敬天，又强调有德，这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其实不矛盾。因为德是上天对君王的要求，是上天衡量一个君王合不合格的标准，因而有德乃是敬天的具体体现和展开，而敬天则是有德的内在本质和最终归宿。换句话说，在天人关系中，“德”是联结两者的纽带。通过强调德的重要性，敬天便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有了十分具体的内容。
在周人眼里，夏商两朝之所以到后来都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天命，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夏桀和商纣都不敬天，之所以说他们都不敬天，就在于他们都无德，从而最终都失去了上天的辅助。
据《尚书·周书》记载，周初成王欲迁都洛阳，先派召公去经营。周公视察洛阳时，召公委托周公上书，告诫成王，应当敬德，使天命长久。“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不鉴戒殷代。我不敢知晓说，夏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夏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不敢知晓说，殷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
而据《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商朝的遗民说：“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意思是说，上帝不把大命给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国大国的灭亡，无人不是怠慢上帝而被惩罚。可见，在周人的价值天平上，有德与无德、敬德与不敬德已经被置于决定国家存亡与否的头等位置。
那么德为何在周人的价值天平上位置如此重要呢？据《尚书·金縢》记载，周武王克商后生病，周公以璧、圭祷告于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将祷辞置于金縢之匮，而后武王病愈。及至武王去世，周成王听信谗言一度怀疑冷落周公。
结果上天发怒，为周公鸣不平。“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可见在周人眼里，天不仅高高在上，无所不能，而且也是有德性，有是非爱憎的。
换句话说，德也是天的内在本性和本质要求。所以一旦人间有“不德”之事，上天就会降下不祥之兆。不难想像，这样的天挑选和辅助的君王必定都是有德之君。
在周人看来，虽说君王的天命不来自于他自己，而来自于高高在上的天，天命的更改转移也不取决于君王的意志，而取决于上天的意志，但君王也不能因此就坐等天命的护佑，无所作为，更不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那么为了“受天永命”应该怎么办呢？
对此，周人在强调“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既然上天只会“永佑”敬天的君王，君王对天就要恭恭敬敬，惟命是从；既然敬天的关键在于有德，君王就应该“敬德”、“明德”、“崇德”。一言以蔽之，就要在“德”字上下功夫。否则，“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显而易见，这一来天命就被建构在“德”的基础上了，上天的意志与君王的行为就被联系了起来，君王是否“有德”就成了天命神授与否的依据。这表明周人已明确意识到了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政治的道德性格对维持政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据学界研究，“德”在文献中频繁出现始于周代，翻开《尚书·周书》，几乎每篇都有对“德”的叙述，“敬德”、“明德”、“崇德”更是屡屡被提及。但对于什么是“德”，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周人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不过，根据当时的文献，“德”字的主要含义至少包含了这样几点：一是君王的道德修养、个人品行，二是君王对民众施行的德政、仁政。所谓“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重点强调的也不外乎一是君王要修养自身的道德，以道德约束自己的私欲，为民众树立道德榜样；二是君王要用道德去教化民众；三是君王要了解民情，尊重民意，对民众施行仁政、善政，关心、保障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就是所谓“保民”吧。
在周人看来，殷纣王可谓无德、失德的典型。武王伐纣时对各路诸侯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尚书·泰誓》）意思就是说，如今殷王纣竟听任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弟兄，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竟谱制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尚书·诏告》也指责他“不敬厥德”。什么是“不敬厥德”？就是骄奢淫逸，横征暴敛；残害忠良，信用奸佞；刑法无度，管理混乱。
与殷纣王相反，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则是有德的典型。周公认为周人之所以能够受天命，就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在《尚书‧无逸》中，他如此赞美文王的美德道：“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抱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意思是说，文王有条不紊的成就了安定人民和开垦土地的事业。善仁谦恭，安抚庶民，施德孤寡。从早晨到中午，以至于太阳偏西，没有工夫吃饭，全用于和谐万民。文王不敢逗留于游猎，恭恭敬敬操劳政事。
周公还以文王为榜样告诫成王，继承王位后，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过分的贪图欢乐，贪图安逸，贪图游玩，贪图游猎。不要像纣王那样废于迷乱，喝酒没有节制。要为万民的事尽心尽力！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可以对上古三代的天命观做一个小结了。
尽管历经夏商周三代，古人的天命观一直都在变化，可以说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但无论是考诸祭天以表达人们对于上天哺育、滋润万物的感恩之情，还是祈求皇天上帝保佑华夏子民，或是封禅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或是在决定大事之前占卜以定吉凶祸福，也无论是考诸《尚书》里关于“天命”的大量论述，还是甲骨卜辞中对“帝”的威能的强调，或是彝器铭文中对“受命于天”的反复肯定，其中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立场，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古三代先民的眼里，天是什么，天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天，做人应该怎么做，特别是做君王应该怎么做，君王之道究竟又是什么——
就具体内容而言，这种共同立场又包含了以下几点：
1. 天、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2. 他不但哺育、滋润着万物，而且主宰决定了人间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水涝旱灾，农作物的生产和收成，还是王朝的兴盛衰败、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上天和神的安排；
3. 所以人要感恩、敬畏和祈求天神，服从天意和天命的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反之，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古人把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这种认识称为天命观或天命思想呢？我理解，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命乃是天人关系的核心，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和探究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那么天命究竟又是什么呢？所谓天命其实并非天自身的命，天本身无所谓命，天命乃是天降于造物之命。具体而言，它主要是指上天赋予君王的教化百姓治理国家的大命，也可以说是使命。也正因为如此，天人关系在上古三代先民眼里主要体现为上天与君王、天命与王权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上古三代的天命观本质上其实就是为君之道，探讨的核心议题不外乎君王如何获得天命和保住天命，怎样修德养性，怎样跟百姓相处，怎样治理国政，等等。
上古三代，尽管出了夏桀、商纣这样逆天行道、为所欲为的暴君，但大多数君王都还是敬天信神的，他们对待上天恭恭敬敬，对待百姓小心翼翼。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头脑里都装着天命观。反观共产党当权后的中国，这一切全都被颠倒了过来。
共产党作为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的忠实信徒，不但不相信上天、神灵、天命、天意，而且还把他们作为“封建迷信”统统打倒，彻底摧毁。在这个基础上，共产党又狂妄地把自己当成了上天，看做了神灵，视为了天命，肆无忌惮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噩运不断。
中华民族要想彻底告别这段历史，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解体中共的同时，以虔诚的心态回归古人的天命观以及以它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
“恪谨天命”，中华民族才会有未来！
来源：明慧网
本文标签：
上古三代,
上帝,
中国,
共产党,
千百度,
历史,
史记,
天命,
天命观,
尚书,
征文,
百度,
祭天
from
气功网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清明》
《敕勒歌》
《江雪》
《回乡偶书》
《枫桥夜泊》
《静夜思》
《天净沙·秋思》
《黄鹤楼》
《出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