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自律
《诗经?国风?召南》记载： 西周初期，召公辅佐成王，费尽了苦心。他是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非常贤明。百姓非常喜欢召公，对他交口称赞。
有一年，召公去南方巡视工作，与很多平民百姓相识相交，大家谈得很高兴，兴尽才回去。
这些百姓非常热爱召公，很多年过去了，对那次相会，还难以忘怀。
据说，召公当年，曾经在一株甘棠树下休息，众百姓就尽力保护这株甘棠树，让它永久完好茂盛。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民歌，对召公进行颂扬。
这首题为《甘棠》的民歌，是这样写的：
枝叶茂盛的棠梨树呀，枝叶茂密，
不要剪叶、不要砍弃、
不要随便将它动移。
因为先前的圣贤召公，曾在树下休憩。
真是：圣贤永在民心，百姓永远惦记！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5年6月6日
文/文道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生，历代都有论述养生的著作，作者通常是超凡脱俗的仙家、修炼有素的道人、博学仁心的大医、心意淡泊的文士等，内容往往涵盖了人体、经络、四时、五行、阴阳、天地、起居饮食、导引修炼、心性德行等，实为博大深奥。
儒家的养生之道：仁者寿
儒家孔子《论语》有“仁者寿”，《中庸》论大德“必得其寿”，即长生和与道德有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不过分贪求追逐外物，就能保持心境平和，多让自己接触美善纯净的事物，以养护眼、耳、鼻、口、意，使人体气机充盈调顺，以达保养身心的目的。
释家的养生之道：平常心
“宠辱不惊，得失不计，默雷止谤，化毁为缘。”出家人要淡泊名利，仁慈行善，心胸豁达，忍辱负重。那些高僧长寿的都是性情温和，生活平淡，与人相处融洽。
道家的养生之道：道法自然
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养生主篇》有“安时处顺”，《黄帝内经》有：“起居有常，饮食有节，不妄作劳。”道士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莫强食饮，莫大沉醉，莫大忧愁，莫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也就是以天人合一，顺天地之道而行，做为养生的宗旨。
老子说“少私寡欲”，吴普《太上老君养生诀》：“善养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主动节制欲望是达到清静养生的途径。
养生是长期行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贵在坚持。只要明理实践，就能循序渐进，达至健康，长寿有望。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5年6月2日
【明慧网】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秀才高弟，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峙，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即修炼）有了兴趣[1][2]。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1]。他六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九岁时读颜师古注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3]；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悬然天得，自符昔训”）[1]。
十四岁时，王勃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十六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十八岁那年，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3]。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降岷峨”，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启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助，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稀代为宝”[1]。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父亲也贬官[2]。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1]。当他27岁时（虚岁28岁），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惊悸而卒”[4]。
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作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三倍：常人三年中所经历和作过的事情他一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常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至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
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作个孝子。在公元661（或660）年，当他才十一、二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的人。他能象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象华佗那样作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秘籍，由歧伯传给黄帝；黄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三十六个传人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四十六个传人华佗。
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无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作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十五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五年，终于“有升堂睹奥之心”，最后“钻仰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精澄明，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10]。
有了上述六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视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龌龊”、世人不洁[12][14]，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17][18]，声称“已厌人间”[19]，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6][14]。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5]，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6]，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14][17]；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石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8]。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记，但事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毁在常人社会中[16]。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会仙家”[9]，下定决心“清贞静一，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真抱朴…全忠履道”[19][21]，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20]，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23]。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搏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28]。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搓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坚心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19]。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倚天地，……索众妙于重玄，篡群徽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万物服焉”[24]。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
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一千年可用的历书[2]。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一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象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
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见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五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22]。
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务中去：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朴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朴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64卦，再从64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朴”。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疯话”：“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易”有如此超常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
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医而入道，由易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并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地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地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
但这回不象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份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16][28]。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十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九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两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
《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赋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它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26]。《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它的最后两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27]。在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13]。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
参考文献
[1] （唐）杨炯：《唐王子安集旧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2] （后晋）刘昫：《王勃传》，附录；
[3] （宋）宋祁：《王勃传》，附录；
[4] “诗人年表”，《唐诗鉴赏词典》；
[5] 《怀仙（并序）》，卷二；
[6] 《忽梦游仙》：“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卷二；
[7] 《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卷三；
[8] 《秋日仙游观赠道士》：“待余逢石髓，从尔命飞鸿”，卷三；
[9] 《赠李十四（四首）》（其二）：“平生诗与酒，自得会仙家”，卷三；
[10]《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卷四；
[11]《续书序》，卷四；
[12]《山亭思友人序》：“高枕百年，见生灵之龌龊”，卷四；
[13]《四分律宗记序》，卷四；
[14]《秋日游莲池序》：“人间龌龊，抱风云者几人？庶俗纷纭，得英奇者何有？烟霞召我，相望道术之门”，卷五；
[15]《滕王阁诗序》：“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卷五；
[16]《游山庙序》，卷五；
[17]《仲氏宅宴序》：“仆不幸，在流俗而嗜烟霞”，卷六；
[18]《饯宇文明序》：“群公之好善，下官之恶俗”，卷七；
[19]《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早师周礼，偶爱儒宗，晚读老庄，动谐真性”；“已厌人间”；“安真抱朴…全忠履道”，卷七；
[20]《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夫神明所贵者，道也”，卷七；
[21]《平台秘略论十首》贞修（二）：“抱直方而守道”，“清贞静一，保其道”，卷十；
[22]《八卦卜大演论》：“无思无好，则太极未尝远也。见之则两仪，忘之则太极”；“非圣人之书则不读也，非圣人之言则不取也”，卷十；
[23]《平台秘略赞》贞修第二：“道契玄极”，卷十二；
[24]《益州夫子庙碑》，卷十三；
[25]《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卷十三；
[26]《释迦如来成道记》，钱塘慧悟大师注解，附录；
[27]《释迦佛赋》：“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附录；
[28]《遗事》（述怀拟古诗）：“仆生二十祀，有志十数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附录。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书名者外，可参《王子安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明慧网】韦应物（公元 737─792），是唐朝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有名的诗人。他的诗以写田园风物而著称，是继陶渊明、二谢和王维、孟浩然之后的又一个田园诗名家；而他自成一体的简淡古朴、澄澹空灵的诗风，则是唐代诗人中非常接近陶渊明的一个。
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就是颇具陶渊明风格的唐诗精品，后人称之“一片神行”、“化工笔”[1]；苏东坡特别喜欢，刻意模仿，但始终不成功[2]。就五言绝句而论，他和李白、王维一起被认为是“并入化境”的最高成就者[3]。《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即其代表作。白居易说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4]，而《幽居》即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至于他的《滁州西涧》则更是唐诗中最有名的精品之一，和李白的《静夜思》一样是小孩子一入诗门就要背诵的篇章。
韦应物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自己少年时候就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候唐玄宗。十来岁的娃娃，还不大懂事，又没读过什么书，做了皇上的近侍，得到恩宠，便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犯了法的亡命之徒他也敢弄来藏在家里；看到邻近的哪个姑娘好就抢回家去；被人告发后，官府派来抓他的人根本不敢进他家的门，只好在他家门口的白玉台阶下站着发愣。他经常陪着唐玄宗优哉游哉地享受帝王生活：有时皇上带贵妃去温泉洗澡，他也得到特许可以在温池里泡一泡；有时威风凛凛地带一大队人马陪皇上出外围猎；有时皇上在宫中大摆酒宴，管弦丝竹、清歌曼舞，一队队宫娥彩女象天仙一样；他一喝起酒来往往直喝到如痴如呆。当这种官儿除了享福以外就没有多少事要干。[5][6]
可是好景不长，当韦应物才19岁时，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逼死在马嵬坡。这一天翻地覆的社会动荡对于他思想上的震动可想是很大的。三年后他去了太学读书。但因他过去不读书，又已经22岁了，自觉“读书事已晚”。再三年后玄宗去世，他失了依靠，逐渐被人排斥甚至受人欺负，开始体验到生活中艰难的一面。[6]虽然他二十八、九岁时便任洛阳丞，但42岁时还只当个栎阳令的小官，而且当时正当壮年身体却不行了，以至于病倒被迫辞官，住到“善福精舍”里去。四年后他出任滁州刺史，再过六年出任苏州刺史，两年左右卸任，定居在苏州永定寺的“永定精舍”，大约一年后逝世。[5]
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体上的壮年早衰，把他推入了思考和转变的旋涡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中，他终于认识到世间名利声荣都如“粪土”一样，不但不足求，而且肮脏污染人；再回头看世人，都和自己过去一样，不知“自省”“自悟”，一生中营营苟苟，深陷在没完没了的对欲望的追求中，整日奔忙“驰谢”，就象突起突息、行踪不定的阵风“惊飙”一样；人在迷、悟之间的徘徊，就象自己醉酒时的状态一样：对着好酒一喝醉，什么事都不在乎了，“百事何足论”。生活中偶然的启悟就象“遥见青山”一样使人暂时醒过来，但往往还没来得及抓住时机、悟出迷局时，却又重新陷入昏昏然的迷态中；和每一个刚刚发心入道的人一样，他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淫浊”不洁：那些修炼成道的纯洁美丽的仙人是绝不会让自己的“龙车”降落到这个污秽的世上来的。[7]这样脏的地方就走呗。由跳出世俗的圈子而看清世俗的污浊，从而生出厌离之心，这正是古往今来许多入道者的共同起点。
但有了厌离之心得有厌离之路。韦应物一方面结交了许多佛道修炼中的朋友，和他们讨论修炼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自己阅读修炼的经典，直接参悟修炼的真谛。他不但和这些朋友书信往还、诗歌唱和，互相拜访，而且还经常住到他们的庙宇和道观中去，清夜长谈或者在那里静心阅读修炼的经典。[8]他所阅读的书基本上是道家的典籍：有时耳边听着远处松涛的轻吟，以闲适的心情看着“道书”；有时一个人品味着山涧中的清水，高声“吟咏”老子的《道德经》，就象诵诗一样；有时一个人在树林中研读《易经》之后，走出来面对闲歇在溪边的鸥鸟，感到心定神闲；或者夜深人静时，在竹林环抱的厅房内，孤灯照案，潜心研习，身心融入“无为”的气氛中，享受这“闲居”带来的无限快乐；或者因事起兴，提笔作诗，把心怀冲和之气读“道经”的体验融入诗句中去。这些道家经典都是讲究“养真气”的。[9]讲究清静无为，修一个“真”字，这正是典型的道家修炼方法。
经读千遍，其义自现。长时间地读这些道经，而且是静下心来真读，自然会被其中法理潜移默化，把自己最终引入真修的行列中去。根据韦应物留下的诗来判断，他至迟在42岁因病辞官而住到“善福精舍”里去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我正在以道家清净无为、避名去利的‘玄默’方法来做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排除‘名’和‘迹’的干扰。道法是高妙的，它让人融于其中、乐而忘返，冲和的道气使人虚怀若谷”；“人在世间的许多牵挂和羁绊都是因为对情的执著而产生出来的。虽然我到现在才悟到这一点，未免有些太晚，但我仍然要顺应‘道’的法理、按其要求去做一切事情。这样就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心静而生寂，于静修中了结这短促而空虚的一生。”；“我这种没有大志气的人不喜欢纷纷扰扰的热闹场合，宁愿抱素守朴寄居在这个寺庙的精舍里。我也是敬仰当今品格高尚、大才大德之人的，但我自己却情愿做一个不声不响的‘糊涂人’。……能做到无为就能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但这是个遥远的目标，也不能拘泥执著于它的最终结果。”[10]
虽然韦应物青少年时代过的是花天酒地、极为奢侈的宫廷生活，但下定决心要抱素守朴地修炼后，他竟能真地安于淡泊、节俭的生活，希望享受隐居耦耕的农家乐。他在善福精舍里居住时，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陶器和一床单被外便一无所有；一个人寂寞独处却能高兴得起来，甚至乐不思蜀、没有必须办的事情就不回城里去；做为做官的人，在“形迹”上要“拘检”一些，但对于世间俗事却淡然无心；他对山水景物特别地喜爱，一入山林便要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陶渊明真能放下官场生活而去当老百姓，使他十分羡慕，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罢官不作、到山里去修一栋茅草房；在郊外看看庄稼，走过一片荒废的村落去采菊花，这时他真希望象长沮、桀溺那样两人共同耕种，心志淡泊地过着一块田一间茅屋的农家生活；他所想往的田家乐就是有一点酒喝，其它事情不必挂怀，种植的庄稼都有个好收成，大家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11]
由于他时不时地住进山林寺庙或者拜访道友，体验一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天长日久，便只想去不想回，彻底走出红尘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有时简直到了一天到晚想着退官归隐的程度；虽然一个人去山野林泉可以暂时地感到舒适，但时间一长，各种尘俗的牵挂和拖累便冒出来了，因此考虑到要在什么地方修茅草房的问题，至少晚年能长期地隐居；有时看到南山上采药的老头子自由自在，而自己却不能立即修官而去，心中真是惭愧得很；有时闲着没事，只好喝点酒，心中默默地用“道”来解释开导自己，但收拾行装、彻底归隐是终究不可避免的；最喜欢山水，怎样才能与山水朝夕相处呢？断绝尘缘、逍遥自在，那是修道人心舒意展的事情，可是我这腰间的官带，好象专门是为了给我头上带来白发一样；和道友同宿，交流修炼体会，是令人喜悦的事情，我怎么能留恋这腰间的官带而象笼中的鸟儿一样被人驱使呢？[12]
韦应物对山野林泉的向往简直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对山寺钟声有着特别的感情。在他的诗集中到处都能听到钟声，其中有好几首属于他诗集中的名篇。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听到山中悠扬的钟声，便使人想起修炼而顿萌‘道心’；向晚之时从烟云缭绕的地方传出的磬声，让人感到心空意远”。[13]
然而尘网的束缚却不是那样容易打破的。心里想走，环境又不让走，这就是矛盾。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提高心性和层次的机会。韦应物在这个矛盾的时起时灭中磨练了十多年，直到他54岁时卸任离开官场、定居永定寺里的“永定精舍”为止。在十多年的矛盾冲突中，他不断地运用自己对“道”的理解来宽解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冲突，同时不断地提高了自己对道的认识：做什么事情只要守着自己的“真性”，生活上只求衣食足，“道”可以适应任何地方，只要不以身为累，保持“玄虚”妙理就行；我对世事与心的态度，就象顺水漂舟一样，并不着力去逆水倒行；虽然身在“世网”中，但常怀“清静”之心，晚上与高僧同宿时都想不起要讨教处世的方法了；清静无为，一颗淡泊的“道心”在时光的流逝中寂然不动，没有什么事时便虚掩着门独自修心；在清幽喜人的环境中焚香打坐，静意“澄神”，“公门”中干的当然是常人中的事情，但修道之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要心中不是执著于当官，就是喧闹的环境中也能以道心幽然静处；有时正在堆了一桌的案卷中忙碌着，偏有山寺里的僧人来访。他从静里来，我在闹中忙，但都可不离禅境。修道本来就讲“空”讲“无”，无失“无得”，就是“得鱼忘筌”也是多余的说法，并未全空；只要心中放得下来来去去的俗缘牵挂，所作所为就可与世间事和谐而不悖；心中虚空无物，自然澹泊无求，环境也变得安静，世俗的妄念也就消失了。在尘世间也一样能修道，人在世间的“迹”就象“车辙”一样，不能执著，但也用不着讨厌和回避。[14]
弃官与留仕的矛盾只是韦应物修炼中的磨难之一。任何一个修炼人都会遇到许多磨难，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造下许多业，在修炼中则要以磨难的形式来全部或者部份地偿还。其中最普遍、几乎人人都逃不过的就是“病业”。许多刚进入修炼的人都对治病很有兴趣或者看得很重，有些人甚至就是因为想治病才走入修炼的。而任何一种性命双修的修炼，其第一步也都是要净化修炼人的身体，为本体的转化打好基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治病(实为净化身体)在许多修炼法门中成为入门的第一步。韦应物壮年早衰，身体不好，初入道门时当然希望在身体上来个转变，而他也至少有过两次服食“灵药”治病的经历。
有一次，修道的朋友从高入云霄的“碧涧苍松”上采到了一些稀罕的“松英”，几个道人连夜制成五粒“松英丸”，早上派人给他送去。他在家中布置了“道场”，“斋戒”之后才服食“灵药”。服下后便“献诗代启”表示感谢，并盛赞其功效：自觉身心已经大变，不但从此不沾“荤膻”，而且对“人事”的看法都变了，连看到自己的官印都觉得是“与心违”的东西了；另一次是吃黄精。黄精是一味中药，药用其根，《神农本草》上列为上品，属于“久服轻身延年”的一类药。道人们在“西山”把黄精根子采回来，经过“九蒸九晒”后，于半夜子时开始以适当火候熬煮，煮得满屋“馨香”。韦应物服食后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已非“俗士”，已经游心“物外”，并且希望最终“脱印绶”弃官修道，“永与天壤存”，修成得道。[15]从后来韦应物一生道心坚定的事实来看，这两次服食“灵药”即使没有他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奇效，至少也应有可见可感的明显效果。
但人一生的病业分属不同的层次，在很多修炼法门中都不能一次性地消除干净，身体已经在某一层次净化过的修炼人也可能在更高层次的净化中表现出“病业反应”来。韦应物也至少还遇到过一次比较大的“病业反应”。[16]
除了人人都可能遇到的病业以外，每一个修炼人自己特殊环境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修炼中的磨难和关：到府上一个多月，每天从早到晚、象“理乱丝”一样地审阅和处理案卷；就连在山中独坐这种最闲静的时候，本来是极力排遣尘俗的思虑，尽量使心澄静、空无一境，但在常人生活中积下的俗念这时就容易冒出来干扰，由情生出来的愁绪一齐涌上来，那真是很难整治消除的；直到晚年在永定精舍时，有时还梦想着京城的生活。暂且租了二顷田，让家中年轻人边耕种边读书。眼睛已经不好使了，不大写作了，但空闲时间多了，在修心上却更精进了。[17]
修炼是很苦的，特别是在常人看来不但很苦，简直就没法坚持下去。但许多修炼人能够一生坚持下去，除了厌世离俗、追求完美的生命境界这颗宝贵的“道心”之外，修炼中的“乐”和古往今来其他修炼人的修炼事迹也是激励修炼者不断精进的强大力量。
对韦应物来说，归隐田园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乐趣：有时放下做官的事情，投身到田园耕耘的农家生活中去。早上太阳出来照着茅草房，田园生活培养人简单质朴的品行。虽然没有钱，酒还是有喝的。看到种植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高兴地仰起头来对着苍天感叹自然的慷慨施舍。与一般老百姓一起早出晚归，做事的风格与官衙里完全不一样。有时到南边涧水旁砍伐一些竹子，晚上从沣水东面回家来；卸任回家后，不用再担心俗世琐事的纠缠了。居住的地方也很偏僻，尽情地游玩嬉戏，用不着考虑时间的早晚。有时追逐野兔一直跑到山坡上，有时顺着“赤涧”一路捕鱼。意气风发时高歌一曲。经常把北面的窗户开一开，不至荒疏了诗歌等文墨方面的事情。[18]
韦应物在他的诗中记述了一些他看到或者听到的修炼故事，用以鼓励自己精进不懈地修炼。他亲自见过一个无名僧人，他称之为“上方僧”，就住在附近山上的“蓝溪寺”里。“上方僧”住在空无一人的林中山寺内，却从来不烧过夜火，有时一个人晚上到寒冷的泉边去汲泉水。他独自一人呆在“蓝溪寺”里，至今已有三十年没有下过山了。他记述了一个道人修道时，“灵贞”下来试他的道心，在他睡觉的地方用一根头发悬了一块千钧巨石。道人不惊不诧，一直在石下睡了十三年，最后终于成道。韦应物认为这是为了使后世弟子道心“精坚”。同一首诗中又说到三弟兄一起在深山里的茅草房中“读仙经”修道，仙人变为白鹿来引诱，两个弟弟忍不住去和鹿玩，哥哥独自坚持诵读，后来成道。那时两个弟弟仰天大哭，方知“一失毫厘”而丢掉了“千万年”难遇的机缘。这两个传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简单到有点象专给小孩子看的童话，但韦应物却郑重其事地用长达20句的七言诗记下来用以自励。是的，心里有“真”的人自然坚信其真，心里无“真”的人也就不认“真”了。韦应物用以自励的还有一些有名的神仙故事，其中包括“西王母”和“汉武帝”的故事。[19]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说的“本性”还不是人的真正生命最原始的天性，而只是世世代代后天熏染、业力包裹和扭曲后而呈现出来的“人性”。但要改变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了。要改变一个人的本性，真正地让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只有修炼才能做到。韦应物早年浪荡，行为不捡，甚至犯罪而不伏法，本性可算不好的了。但一当省悟、决心修炼，最终竟能拔地而起、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特别是自宋代起，人们对他的品格评价甚高。他的两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圣矣”，视为圣人之言。[20]
后人一直相传的是，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5]。他最后修为到了哪一步，我们无从考查。但他曾在一首诗中说自己已经名列“仙爵”[21]。从他的品格和为人来看，我们相信他说此话时绝非妄言，而是心中有数的。
参考资料
[1]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2] 施补华：《砚佣说诗》：“《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
[3] 沈德潜：《说诗啐语》：“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境。”；
[4] 白居易：《与元九书》；
[5] 《韦苏州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6]《逢杨开府》卷五；《温泉行》卷九；《骊山行》卷十；
[7] 《清都观答幼遐》：“荣名等粪土，携手随风翔。”卷五；《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人生不自省，营欲无终己”，卷二；《拟古诗十二首》(其三)：“世人不自悟，驰谢如惊飙”，卷一；《对芳樽》：“对芳樽，醉来百事何足论。遥见青山始一醒，欲着接离还复昏。”卷八；《萼绿华歌》：“有一人兮升紫霞，……鼓角萧条兮驾龙车，世淫浊兮不可降。”卷九；
[8] 《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书怀寄顾八处士》：“别从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问苦空。”卷二；《雨夜宿清都观》，《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卷七；
[9]《中严家令》：“聊披道书暇，还此听松风。”《春日郊居寄万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伟夏候校书审》：“独饮涧中水，吟咏老氏书。”卷二；《答李(?)三首》(其三)：“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答崔都水》：“深夜竹庭学，孤灯案上书。不遇无为化，谁复得闲居。”卷五；《县斋》：“即事玩文墨，抱冲披道经。”《郡中西斋》：“清觞养真气，玉书示道流。”卷八；
[10]《善福精舍示诸生》：“方以玄默处，岂为名迹侵。法妙不知归，独此抱冲襟。”卷二；《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诸境一已寂，了将身世浮。”《善福精舍答韩司录清都观会宴见忆》：“弱志厌众纷，抱素寄精庐。皦皦仰时彦，闷闷独为愚。…无为便高翔，邈矣不可迂。”卷五；
[11]《善福精舍示诸生》：“斋舍无余物，陶器与单衾。”卷二；《闲居寄端及重阳》：“闲居寥落生高兴，无事风尘独不归。”卷三；《南园陪王卿游瞩》：“形迹虽拘检，世事淡无心。”《游西山》：“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东郊》：“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秋郊作》：“登原忻时稼，采菊行故墟。方愿沮溺耦，淡泊守田庐。”卷七；《郊居言志》：“但要樽中物，余事岂相关。……唯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卷八；
[12]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书怀寄顾八处士》：“未能即便修官去，惭愧南山采药翁。”卷二；《岁日寄京城诸季端武等》：“闲将酒为偶，默以道自诠。……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卷三；《李博士弟……聊以为答》：“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答冯鲁秀才》：“……仿佛谢尘迹，逍遥舒道心。顾我腰间绶，端为华发侵。”卷五；《雨夜宿清都观》：“适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岂恋腰间绶，如役笼中禽。”卷七；
[13]《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鸣钟生道心，暮磬空云烟。”卷二；《赋得暮雨送李胃》，卷四；《烟际钟》，卷八；
[14]《寄冯着》：“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吾道亦自适，退身保玄虚。”《自巩 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县内闲居赠温公》：“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卷二；《晓坐西斋》“盥 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公门自常事，道心宁异处。”卷八；《答畅参军》：“偶宦心非累，处喧道自幽。”拾遗；《赠琮公》：“山僧一相访，吏案正盈前。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暮春华池宴，清夜高斋眠。此道本无得，宁复有忘筌。” 《寄恒璨》：“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卷三；《同元锡题琅琊寺》：“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经世岂非道，无为厌车辙。”卷七；
[15]《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卷二；《饵黄精》，卷八；
[16]《郡斋卧疾绝句》：“香炉宿火灭，兰灯宵影微。秋斋独卧病，谁与覆寒衣。”卷八；
[17]《始至郡》：“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卷八；《夏日》：“……独坐山中静。悟澹将遣虑，学空无遗境。积俗易为侵，愁来复难整。”卷六；《寓居永定精舍》：“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眼暗文字废， 身闲道心精。”卷八；
[18]《答畅校书当》：“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田园养愚蒙。虽云无一资，樽酌会不空。且忻百谷成，仰叹造化功。出入与民伍，作事靡不同。时伐南涧竹，夜还沣水东。”卷五；《野居》：“今得罢守归，幸无世欲患。栖止且偏僻，嬉游无早晏。逐兔上坡冈，捕鱼缘赤涧。高歌意气在……。时启北窗扉，岂将文墨间。”《幽居》，卷八；
[19]《上方僧》：“见月出东山，上方高处禅。空林无宿火，独夜汲寒泉。不下蓝溪寺，今来三十年。”卷八；《学仙》：“昔有道士求神仙，灵贞下试心确然。千钧巨石一发悬，卧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试过，名奏玉皇乃升天。云气冉冉渐不见，留与弟子但精坚。……古来三人皆弟兄，结茅深山读仙经。……仙人变化为白鹿，二弟玩之兄诵读。读多七过可乞言，为子心精得神仙。可怜二弟仰天哭，一失毫厘千万年。”《王母歌》，《马明生遇神女歌》，《宝观主白鸲鹆歌》，卷九；《汉武帝杂歌》，卷十；
[20]《寄李儋元锡》，卷三；
[21]《和吴舍人早春归沐西亭言志》：“名虽列仙爵，心已遣尘机。”卷五；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韦苏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明慧网】孟浩然（公元 689—740），是盛唐时期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他与王维合称“王孟”，是唐代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大多以写隐逸和田园生活而著称，其清淡、自然的诗风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匠心独妙”[1]，“神韵超然”[2]，格调甚高，颇受后人推崇。他的许多诗“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3]，“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4]。换句话说，其高妙之处来自内心的修为，与文字笔墨的巧拙无关。
他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即具有上述特点。全诗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情飘逸而真挚，景清淡而优美；他的《夏日南亭怀辛大》，极富于韵味而被“一时叹为清绝”[4]，且诵读起来“有金石宫商之声”[5]；他的《题义公禅房》情调古雅、潇洒物外，手法自然明快、词句清淡秀丽；《送杜十四之江南》一诗，后人誉为“与其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6]；而《渡浙江问舟中人》则被苏轼评为“寄至味于淡泊”[7]；他的《晚泊浔阳望庐山》，色彩淡素、浑成无迹、“一片空灵”，后人叹为“天籁”；他的《过故人庄》“淡到看不见诗”[8]，“篇法之妙，不见句法”[4]，把艺术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至于他的《春晓》，是任何一个稍稍读过几首唐诗的人都会背诵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千多年来，人们传诵它、探讨它，似乎这短短二十个字中有着不尽的艺术宝藏。诗人情入于境，深得大自然真趣和神髓。此诗是最自然的诗篇。反复吟诵，不免让人慨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孟浩然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家世重儒风”，世代读“诗”、遵“礼”，总是以“君子当自强不息”为勉。并且孟浩然在“词赋”方面的造诣很高[9]。在40岁以前，他一直在襄阳砚山附近的涧南园过着隐居生活。后来上京投考落第，游吴越后再度归隐并投入修炼的生活中。除了晚年在朋友张九龄帐下作过几年官外，他的一生都是在隐居中度过。他特别喜欢山水，游览山水、陶冶性情是他一生中生活的基本内容：住在左右空旷的林野中，听不到城里那种喧闹。在北边的山涧旁钓一钓鱼，打开南面的窗户听一听樵夫们打柴时的“樵唱”。把隐居中心里的想法写下来，找那些善于静思的朋友讨论；在白云飘浮的山上，隐者自我怡悦，登高望远、心境随着远飞的大雁渐入空寂。他对陶渊明特别崇拜，认为陶渊明式的隐居是高雅的林园生活；躬耕垂钓，自逸自足，饮酒取乐，趣味盎然。没有俗人来打扰，培养着古代高人雅士的高风亮节。此外，他还一直象古代隐士那样读书、练剑，书与剑相伴了他几十年时间。他也偶尔种一点菜蔬、培植一点竹木园林，但目的主要是蓄养自己高尚的气质[10]。
孟浩然四十岁时进京考试，与一批诗人赋诗作会。他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两句诗令满座倾倒，一时诗名远播。当时的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等爱诗的京官都来和他交朋友。郡守韩朝宗先向其他高官宣扬他的才华，再和他约好日子带他去向那些人推荐。到了约定的日子，孟浩然和一批朋友喝酒谈诗，很是融洽。有人提醒他说，你与韩公有约在先，不赴约而怠慢了别人怕不行吧。他不高兴地说，我已喝了酒了，身心快乐，哪管其它事情。一个求仕的大好机会失掉了，而他事后也毫不后悔，其“好乐忘名”的程度实在让人感叹[1]。
这件事情除了表现出他放任不羁的性格外，恐怕也隐含着他的自信：觉得自己用不着别人推荐，凭真本事也一样能平步青云。然而，进士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却出乎意外地落了榜。这一打击对他来说是特别地沉重，因为他曾经“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11]，学得满腹才华，又得到王维、张九龄等大诗人和大官的宣扬、延誉，已经在京师颇有诗名了。这一下真是“抬得高，摔得痛”。他在懊丧之余想给皇帝上书，但又犹豫不决、左右徘徊，满肚子牢骚不知向谁去发。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中，他写下了《岁暮归南山》一诗：“北阙休上书，南山归蔽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表面上他在诗里一连串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层的怨天尤人：“你还向皇帝上什么书啊，还是早点回你那个破房子里去吧；你没有一点才能，圣明的皇上当然要把你抛弃啦；一身毛病，朋友也都疏远你了，真是穷途末路啊；头上都生白发了，求仕心切偏落榜，连美好的春天也都把人往老迈、死亡上推！这排遣不去的愁绪弄得人一晚到亮睡不着觉，而松风明月还偏偏越窗而入，把院落和寂夜的空虚带到已经很空虚的心上！”
据说孟浩然曾被王维邀至内署，恰恰遇到唐玄宗到来。玄宗向孟浩然要诗看，孟浩然就读了这首《岁暮归南山》。玄宗听后很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12]看来玄宗还是从他那含蕴婉曲的语句中听出了他满腹的牢骚和抱怨，并且认为他在“诬”自己，因而龙颜不悦。不用说，一个最好的、可能得到皇帝赏识和直接提拔的进仕机会又失掉了。
这一个沉重打击成了他思想上重大转折的起点，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把他猛地推到了决心长期归隐的心境上去。他决定离京，先到江南游览一遭后便回家过隐居的生活。他在离京时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好友王维，以沉痛的语言、怨怼的情怀、辛酸的眼泪描述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世态炎凉、人情似水的滋味，感叹知音太少，表达了自己坚决归隐的决心[13]。
他畅游了江南(吴越两地)的许多名胜，特别是隐居胜地。由于高才落第而来的不满和灰心丧气，在这些隐居先贤们的历史遗迹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反过来，对隐居先贤们的缅怀和赞叹，又加强了他对隐居的向往和决心。开始时剧烈的矛盾冲突仍然难以放下，心中充满迷茫、看不见前途、惘然如有所失；但想到隐居的先贤们，特别是东汉隐士尚长(“尚子”)和东晋高僧慧远(“远公”)，他们是自己早就一直敬仰和爱戴的出世高人，于是禁不住要向隐居的隐士、高僧们吐露自己的心曲：我早晚一定要来与你们共享山林隐逸的雅趣！当船泊浔阳、远望庐山，“远公”当时居处“东林精舍”的钟声在日暮中传来时，他又回忆起远公的事迹，心中升起对高僧的景仰和缅怀；他对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避世而携家隐居鹿门也是十分景仰，概叹其“隐迹今尚在，高风邈已远”；在他看来，隐居是洗掉“尘虑”的最好办法[14]。
然而，隐居对于许多隐居者来说都不是脱离尘嚣的终结，而只是跳出红尘的起点：一旦隐入山林、远离尘嚣，常人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时，修炼的巨大吸引力就可能把隐居者进一步变为一个修炼者。而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往往是对世间的名利声荣等“身外之物”逐渐失去兴趣，这也是孟浩然自己体验到了的：我现在只想过耕耘自足的农夫生活；只要有酒喝，谁还想世间名利啊！我宁愿与水鸥玩耍、与江燕为伍，作一个自由“狂歌”的“竖儒”，也不愿作巴结权贵、趋炎附势那些令人感到羞愧的的事情[15]。
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更美好境界的不断追求。厌世和离世的思想就是通向修炼和“返本归真”最自然的阶梯。孟浩然开始赞誉修炼和修炼人：“象庄子那样的‘傲吏’决非平凡之人，世间的名士、‘名流’应该是那些修炼界的‘道流’”；“有谁不仰慕那些成道的神仙呢？”并且他还广交修炼界的朋友，谈到他们时也总是带着崇拜的口吻：“我那位‘家在鹿门山’的朋友，手中拿着白色的羽毛扇子，脚上穿着青色的芒鞋，经常在山涧的水边悠游”；在陪李侍御拜访聪禅上人时，“我看到石头砌成的房间里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而禅师的绳床上却有一只老虎正在睡觉。”“太一子是一个在天台山修道的朋友。他住在‘赤城’附近，每天‘餐霞’食气，不食人间烟火。”“我曾经亲自去天台山拜见他，得知他经常在鸡鸣日出之时与仙人相会。他虽住在赤城中，但逍遥自在、随意遨游于白云霄汉之间。连他居处的莓丛和苔藓一类植物都与人间的不同，而瀑布则是他与尘世隔绝的界标。我真想永远悠游于那样的境界中啊！”[16]
孟浩然40岁以前都在隐居中度过，读书练剑，心境闲散，没有什么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四十岁时进京赴考，先是被众人大捧了一番，弄得有点云里雾里的之后，又突然给摔下来，一个接一个的大挫折。这种心理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必然导致身体上的失常。而且按中医的说法，六淫病易去，七情病难医。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个特别多病的人[17]。任何一个有病的人，特别是多病或有大病的，在初入道时都有强烈的祛病的愿望。孟浩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他曾提到去山洞里探查“石髓”和到山崖上采集野蜂蜜的事情。“石髓”是当时的道家弟子喜欢的一类丹药，据称服食了高级的“石髓”可能使人立即飞升。野蜂蜜除了本身可以强身健体外，还是许多丹药的药基(内含大量“蜂王浆”)。他还不只一次地提到采“芝草”的事。“芝草”俗称“灵芝”，包括菌灵芝和草灵芝两大类。菌灵芝对调整身体机能的平衡有很大作用，而草灵芝则据称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起死回生。由此看来，他采到的大概都是菌灵芝，否则他的身体早就没有任何疾病了。另外，他还提到希望向一位道人学习“炼丹液”的方法[18]。
孟浩然有许多道家和佛家的朋友，因此佛道两家的思想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入道过程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个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提高的过程。从道家这一方面来看，他开始只是有“去烦恼”、学“长生道”的愿望，这也是常人这一层次中最容易看到的修炼的神奇之处；他也谈到了养“浩气”、利用“五行”理论的辟谷，并进而“养恬素”，一个人白天独坐冥想，以此领悟修炼的道理；最后他谈到了“玄妙理”和“坐忘心”。他曾经想作一个“羽人”。直到晚年，王昌龄来拜访他时，他还提到自己喜欢看“神仙”和“山海经”之类的道家书籍[19]。
然而，他在自己的诗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湛禅师”对他走入佛教修炼的影响：我从小就听说过“无生理”，因此一直想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事情。但在尘世间的生活中很难兼顾到自己内心的愿望。直到晚年决心长期归隐后，才偶然与禅师交友并经常来往。禅师可怜我苦海无边，以我能接受的“方便”说法为我解迷指点。又进一步给我讲解“微妙法”，在我心中植入“清净”的种子，使我顿然了却“烦恼”的侵扰，对山林苦修产生了深情。我早晚向禅师请教自己心中的疑虑并通过讨论明白了越来越多的修炼之理。禅师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修养高超而绝妙，实在令人惊叹。禅房常闭，保持着“虚静”的气氛。周围栽的花、种的药草四季常青。在一块平坦的大石上弹琴和写作，任凭飞瀑落泉的水花飘洒在头上和衣服上；有时和“法侣”们相逢，通宵达旦地讲道谈玄，那是因为自己平生对“真隐”的羡慕和追求、整天探求“灵异”现象的原因[20]。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他曾正式投师佛门、有过什么皈依仪式，但从他留下的诗中，我们确实发现他曾两次称佛教僧人为“我师”，并称一起讨论佛理的佛教徒或者居士为“法侣”，甚至称拜访佛教僧人时所用斋饭为“法筵”。这些称呼都不是一个只对佛教有兴趣的局外人可能使用的，况且还是郑重其事地写到自己的诗中，让普天下无人不晓(他的诗流传很广，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21]。并且，他在一些诗中确曾表达了自己愿意、甚至决心皈依佛门的强烈愿望：“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22]。
更为重要的是，“修炼”是修人的心，完全与“皈依”之类的仪式无关。任何人只要能依照正信、正念和正的法理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善自己的言行，他就已经在修炼中了。当然，许多真正修炼的人会随着自己心性的升华和对法理认识的不断提高而产生某些超常的功能和体验(现代研究者称为“宗教体验”)。从孟浩然的诗中我们发现其心性的变化以及超常的功能和体验也是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而明显地在变化着：开始时只是对法理的理解加深了，体会到舍“尘念”、“合真如”，世间“一切是虚假”；随着长期打坐，特别是“闭关”静修，天目渐开，眼前有一些异象出现，初次体验到“静者妙”，但还不能看到另外空间中完整的信息[23]；当天目完全打开时，完整的、多生多世的信息蜂涌而入，令人应接不暇：自从自己生命产生以来已经许多劫了，有时看到往世事情，就像回忆儿时在沙滩玩沙一样。看到自己善行而生功德，更加坚定了修炼的“道心”。静坐中自己向各层天界靠近，空中弥漫着天花散落的异香[24]；当定力进一步加强时，整个身心和静中所见境象融合一体，能体悟到玄妙的法理，但却很难再用语言来叙述，进入了“忘言”的境界中；此时外尘已经很难干扰，打坐中听到“猿啸”也不分心，反而使“尘外心”更加清净；看到修为很高的高僧，会看到其“莲花”一样“净”的内心，知道其“不染心”一尘不粘[25]；天目用久了，便不再觉得新鲜，也渐渐地没有了对于“看”的执著。再加上对“无为”的深入理解，希望“观空”而对“有形”的境象渐生厌倦；此时只想把身心置于一无所有的“虚寂”之中，保持心境永远“闲和”的极高境界[26]。
李白在他的《赠孟浩然》一诗中尊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并具体描述了自己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以至于崇仰之情：孟夫子风流倜傥，天下闻名，真让我爱慕不已。从青春焕发的少壮时代直到须发批霜的晚年，面对达官贵人豪华的车马和堂皇的冠冕，他都能放下仕途而取隐遁，去与松风白云相伴，过高人隐士的生活，表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在皓月当空的清宵，把酒临风，常常喝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留连忘返，连皇帝老子的事情也提不起兴趣来；他那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高尚得有如高山一样，甚至高到无法仰望的程度，只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人品作揖而拜，聊表我崇敬仰慕之情[27]。
李白自己也很喜欢求仙问道和隐居，是个狂放不羁的“谪仙人”，曾经“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28]，而他对孟浩然的尊崇，正是表现了这两位朋友之间思想感情的高度共鸣。
注释：
[1] 《孟浩然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2] 胡应麟：《诗薮》；
[3] 皮日休：《郢州孟亭记》；
[4] 沈德潜：《唐诗别裁》；
[5] 严羽：《沧浪诗话》；
[6] 闻一多：《唐诗杂论》；
[7] 《古今诗话》或《宋诗话辑佚》；
[8] 闻一多：《孟浩然》；
[9] 《书怀贻京邑故人》：“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卷一；
[10]《听郑五弹琴》：“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还寻静者论。”《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卷一；《李氏园卧疾》：“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题张野人园庐》：“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卷四；《宴张记室宅》：“谁知书剑者，年岁独蹉跎。”卷二；《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卷三；《孟浩然集序》：“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卷首；
[11]《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卷二；
[12]《唐摭言》，卷十一；
[13]《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卷三；
[14]《南还舟中寄袁太祝》：“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卷三；《早寒江上有怀》：“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卷四；《彭蠡湖中望庐山》：“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晚泊浔阳望庐山》：“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登鹿门山怀古》：“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经七里滩》：“挥手弄潺媛，从兹洗尘虑。”卷一；
[15]《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余意在耕稼，”《自洛之越》：“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卷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和宋太史北楼新亭》：“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寮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卷二；
[16]《梅道士水亭》：“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省》：“谁不仰神仙。”卷三；《王迥见寻》：“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卷一；《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石室无人到，绳床见虎眠。”卷三；《寻天台山作》：“吾友太一子，餐霞卧赤城。”卷三；《越中逢天台太一子》：“仙穴逢羽人，停舻向前拜。……兹山素所尚，安得闻灵怪。……鸡鸣见日出，每与仙人会。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莓苔异人间，瀑布作空界。…永远从此游，何当济所届。”卷一；
[17]《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家园卧疾毕太祝见寻》，卷一；《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送王昌龄之岭南》：“已抱沉疴疾”卷二；《岁暮归南山》：“多病故人疏。”《重训李少府见赠》：“养疾衡茆下，”卷三；《宴张别驾新斋》：“衰病恨无能。”《李氏园卧疾》卷四；
[18]《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寻林采芝去，转谷松萝密。…入洞窥石髓，傍崖采蜂蜜。”《宿天台桐柏观》：“息阴憩桐柏，采秀寻芝草。”《山中逢道士云公》：“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卷一；
[19]《宿天台桐柏观》：“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壁，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此长生道。”卷一；《重训李少府见赠》：“养疾衡茆下，由来浩气真。五行将禁火，十步想寻春。”卷三；《田家作》：“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昼坐常寡悟，冲天羡鸿鹄。”卷一；《游精思题观主山房》：“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卷三；《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羽人在丹丘，吾亦从此逝。”《与王昌龄宴黄十一》：“书幌神仙，画屏山海图。”卷一；
[20] 《还山赠湛禅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禅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平石籍琴砚，落泉洒衣巾。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寻香山湛上人》：“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卷一；
[21]《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吾师住其下，禅坐说无生。……谈空对樵叟，授法与山精。”卷一；《秦中感秋寄上人》：“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卷三；《寻香山湛上人》：“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卷一；《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卷三；
[22]《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寻香山湛上人》，卷一；《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卷二；
[23]《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宿终南翠微寺》：“闭关久沈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卷一；
[24]《登总持寺浮屠》：“累劫从初地，为童忆聚沙。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坐觉诸天尽，空香送落花。”卷二；
[25]《来黎新亭作》：“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卷二；《武陵泛舟》：“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大禹寺义公禅》：“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卷三；
[26]《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来窥童子偈，得听法王经。会理知无为，观空厌有形。”《晚春远上人南亭》：“虚寂养闲和。”卷三；
[27] 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28] 杜甫：《饮中八仙》。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孟浩然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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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中国文化的是一个“道”字，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是在围绕这个“道”来开展和演绎，上到治理天下，下至婚丧嫁娶、起居风俗，无不体现人们对“道”的尊重。比如，俗话说的“妇道人家”虽说只是对做女人的一个称谓，但也明显体现着为人要有“道”的思想——做女人也有女人的“道”。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也都处处体现了“道”的理念：老子的《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就是反复的论述了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孔夫子也这样阐明了自己的志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儒家修炼的核心还是这个道。佛家所说的“法”，也就相当于这个“道”，因此，修好了的高僧也被叫做“得道”或“有道高僧”。古人认为，这个道，控制着万物一切的生化运作，因此，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顺应天道。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讲一个“术”的概念。也就是指“方术”、“术数”、“技术”这些东西。其实，也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术数类的科技可谓是非常发达的。这方面，中国曾经是遥遥领先于世界，著名的四大发明，就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还不止这些，中国古代几乎在各个技术领域都处于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地位，比如，医学、农学、天文、建筑、手工业（包括：铸造、纺织、印刷、工艺制作、食品），以及文学、艺术、教育、政府制度，甚至包括军事。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对军事的理论和作战的技法有很透彻的研究。一部《孙子兵法》，其实已经将作战的原则给以了相当全面的论述，甚至，几千年后的今天也仍然经久不衰，不见出其右者。大家知道，三国时代的孔明就在战争中使用阵法（八卦阵），可见那时连打仗都已经是非常有章法的了。但是，“术”的发达还不是真正的高明。中国文化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在于它其实是“重道轻术”的。
中国的正统文化，一直是轻视“术数”类的东西，更尊重的是道学德士。技术类的东西常被蔑指为是“奇技淫巧”。老子更是直截了当的主张“绝巧弃利”。中国古代长期视饱读儒家经典、人品道德出众者为人才，而基于重道轻术的思想，四大发明的创造者在中国历史中并非倍受推崇、飞黄腾达的人物。当然，不是说“术数”类的发展就完全被忽视，只是说相对于道而言，认为术没有更深的内涵。相反，现代社会中名人多是精通于某一技术的人，比如演艺界的明星、体育界的运动员。
那么为什么古人重道轻术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这一句话就道破了玄机。也就是说，要把握道，关键就是要认清什么是事物的根本，什么是事物的枝末；什么是原因，什么是原因所导致的结果。“道”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它是事物宏观的、根本的规律。而“术”类的东西主要是某种限定的狭小范围内的物理规律。通常是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范围的物理规律。严格地说， “术”也是“道”在这种具体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应该说是“道”的一部分，但是通常它体现在物质细节上，基本是些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律。所以，道是本，术是末。道是灵，术是体。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其实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必须从道德层面入手，否则必然是扬汤止沸、舍本逐末。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古人对此有着深厚的理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在对人体、生命及宇宙的认识上，中国古老的文化智慧，已经达到了非常深邃的程度，不但对其理论把握得透，而且能极凝炼概括地表达和运用。比如，中国古代常说的“三才”——天、地、人，就概括了人间所做一切事业的根本因素，把握好这三条，可以说是诸事皆吉，胜券在握。再拿《孙子兵法》举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可见，道是第一位的，技法是被排在后面的。而天、地、人的因素也依次被考虑。现代的人虽然也知道学习《孙子兵法》，但多是注重其计谋和策略的论述，而其根本的、最重要的“道”的思想却被忽视，可以说是舍本图末。
当今的世界，更是离道远矣。许多人都迷恋于一些舍本逐末的雕虫小技。治国的人不求治人心道德，却口口声声提什么“经济第一”、“稳定压倒一切”等末节。一个国家，人人皆急功近利，官员腐败糜烂，处处无仁义诚信，何谈富强稳定呢？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科学和技术再发达也解决不了人根本的问题。人类要想真正有美好的生活，唯有修德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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