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星期六
浅说“導”和“导”
文/纯真
在汉字的使用中，“导”已经成为了一个常用字，经常听到的词语有领导、引导、导向、导航、向导等等。“导”的繁体又写作“導”，《说文解字》中解释“導”，引也，从寸。那么顾名思义，“導”就是用一种尺寸来指引人们朝着一个目标或方向去思考或行动。因此，这个指引人们的“尺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以何为“寸”，是决定一个導向是对是错的重要因素。
在古汉字中的“導”，“寸”上面是一个“道”，就是警示人们要以道为寸。这里的“道”可不光是指道家的哲学理论，也不仅仅是平常人们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也不局限于人们熟知的道理，他包罗万象，其实就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至高无上、可生万物、亘古不变的规律。
这种“道”至上而下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在最高处体现为真、善、忍；又由此衍生出道家的道，佛家的法；再到人类社会的表层，就体现为约束人们向善向上的各类哲学与规范。以这个“道”为尺寸，就会把人们朝着好的方向引去，至少可以使人类道德回升，社会欣欣向荣，人心善、民富强、国稳固；至多还可以使人通过不断的修身养性，返本归真，提升生命层次，变为更高级的存在。
可中共篡政后，将汉字简化，把“導”变作了“导”。此“导”是以“巳”为“寸”，在原来的汉语中，“巳”同“己”，也就暗示了当下的“导”已经不再遵循“道”的尺寸了，反而是倡导人自私的以个人的利益为尺寸。这种为私的“导”不仅暗示着人类的没落，而且也反映了中共邪党有意简化汉字背后的邪恶企图——就是要教人自私、使人类道德急速败坏，将人们引向地狱。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明君，常做的事情就是敬天、责己、爱民，这就是以道为寸，自然是明君；再看中共体制下那些所谓的领导，十个官九个贪，几乎都是以己为寸，损害他人利益，尤为典型的就是首恶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暴力打压法轮大法修炼者，简直是坏事做尽，集昏庸暴虐于一身。
来源：新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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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平寇竟然只需区区几人之力
文：赵晓亚
来源:正见网
今天我们所说的黄巢起义，其实就是贼寇作乱。当时的黄巢几乎就要成功了，多亏了一位道士，仅靠几人之力便灭了贼寇。
黄巢的军队进犯京城的那一年，有个姓崔的镇守安康，皇帝避难到了四川岷山峨嵋山一带。金州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忽然有个道人找到这个姓崔的告诉他一件事，说：“眼下中原地区动荡，皇上已经迁移，祖宗社稷遭受践踏，成为荒草。您难道不想去平灭贼寇吗？”崔说：“泰山都倒了，一根柱子能顶起来吗？”道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平灭贼寇，不是持刀拿枪去争高低，与敌人征战在疆场上。”崔说：“那你要我怎样做呢？”道人说：“你管辖的地区内有一条黄巢谷金统河，知道吗？”崔说：“不知道。”后来询问金州人，金州人说有这么条金统河。道人说：“黄巢逆贼因为有了它才能活。请你差遣劳力，带上土篮锹镐，去把它挖了，肯定会有收获。”
崔姓官员就带着人到了离金州城几百里的地方，在深山沟里果然有一条叫金统河的河。道人便让大家寻找源头动手挖掘，挖断山梁一直挖到泉源，在泉源中发现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黄腰的人。当人们靠近他时，他就自己纵身扑倒在地，叫了一声就死了。在洞穴里还找到一把宝剑。道人说：“我为天下破除贼寇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不久便听到黄巢贼寇已经平息，皇上已经恢复了天下的消息。（出《王氏见闻录》有删减）
中国人相信风水，大概原因就是世间的人与另外空间有一种对应，也同时与某一件事物有对应，同时存在同时消失。这也就是人们祭祖和保护自己祖先坟墓的原因吧。黄巢不是真龙天子，但在风水上也是一种对应，解决了那个，黄巢自然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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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杀法轮功学员不是因果而是至极的邪恶
文：浩然
来源:正见网
有的佛教爱好者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说：“人生生世世，谁没有杀过鸡、杀过鱼？杀鸡杀鱼时不是要掏内脏吗？那和活摘器官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因果报应。”
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学佛者的误区，而是混入佛门的（魔王波旬的）魔子魔孙和中共秘密党员（如赵朴初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故意歪曲佛经真义，为共产党的暴行辩护的诡辩之词。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因果报应是有规则的，欠命还命是有前提的。
在《杂譬喻经》 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有宿命通功能的杀羊的屠夫，知道自己六世杀羊为生，死后都升天享福，他就以为他升天享福是因为杀羊的缘故。但释迦摩尼佛解释了他的因果。他往世曾经恭敬地瞻仰辟支佛，生起善心，由于这一功德，使他得以六次升天享福。他杀羊的罪业应受恶报，只是要等到以前功德所转换的福报享尽之后才受恶报。那时他将堕地狱，接受屠羊的罪报，地狱的罪报受完，他又要无数次投生为羊，一一偿还命债。他虽知宿命，但只能知六世宿命，所以误认为屠羊是升天的原因。
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屠夫的命债是要一一偿还的，但绝不是以人身被杀来偿还，而是要转生成羊来被杀。
那么为何不能以人身被杀来偿还以前杀羊的业债？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与所有世间的动植物都不同的。只有人能听佛法，只有人能修炼成佛。《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也提到：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
所以在六道轮回的法则中，杀人和杀羊、杀鱼、杀鸡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修炼人偿还罪业的方式与六道轮回的法则又有不同。
因为正法修炼者可以修出三界，不入六道轮回，甚至有可能成佛。如果他修成佛，所有他往世伤害过的生命就可以去他的世界当众生，也都摆脱六道轮回之苦，以这种方式还了所欠的业债。
例如：密宗白教的始祖，密勒日巴佛在正式修炼前，接受考验时降雹惩戒那些抢劫俄巴上师信众的俗世之人，但误伤了很多鸟兽，他与俄巴上师的对话中就体现了修炼人有超出六道轮回的还业方式。
《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密勒日巴）在一块长满荆棘的草地上，拾集了很多小鸟的尸体和很多被冰雹打死的山鼠。我用衣服把这些尸体包好，装上满满的一包，背了回来。回到庙中，一见上师，我就把这一大堆鸟兽的尸体堆在上师的面前说：“上师老人家啊！我是来求正法的，谁知又做了恶业，请上师慈悲看看我这个大罪人吧！”说着就唏嘘痛哭起来。
“俄巴上师很安祥地说：“大力（俄巴上师对密勒日巴的称呼）！用不着害怕，那诺巴、梅纪巴的法统加持，能令大罪人于清净法性中超度解脱。于一刹那间令几百鸟兽皆能得度的口诀，我是有的！这一次给冰雹所打死的一切众生，未来在你成佛时，都将往生你的净土为听法的第一会众。这些众生在未能往生之前，靠我的力量，可以不堕恶趣；若是不信，你看！”上师静思片刻，于一弹指顷，一切鸟兽的尸体，都苏醒复生，忽然间都动转起来，走的走，飞的飞，都跑掉了。”
所以在修炼过程中不可以用六道轮回的法则来结束一个修炼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修炼人没修成，那他欠下的命债就要在以后的轮回中一一偿还。如果他能修成，那他的命债就会以其他方式偿还。
但这里要说明一点：修炼之前的杀生与因果轮回有关，只要一个人踏上正法修炼之路，这些轮回中的因缘业债都要由这一门的觉者（佛、道、神）来从新安排，其中很多大的业债要等修炼结束看修炼的结果来安排如何偿还。但是修炼开始之后再杀生，特别是故意杀生就是很大的罪业。所以当今有的以度化之说放纵自己欲望（贪欲、色欲、口腹之欲）的假和尚，本来就是地狱之鬼，只不过应这末法末劫，转生人世、混入佛门来破坏释教佛法而已。
第三，从杀人者角度说，杀普通人和杀修炼人的罪业和报应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
杀一个普通人按六道轮回的法则执行。杀人者先要下地狱受刑罚，然后在后世轮回中再被别人杀一次，就算偿还了这笔命债。
但如果杀的是正法修炼者就大不一样了。修炼人有可能修成佛，所以杀修炼人的罪是按杀佛的罪来算的。不但凶手要打入无间地狱永世受苦不得超生，而且会累及他的家人宗族。这是弥天大罪，不是六道轮回的规则能管的。
顺便说一下，修炼人如果自杀，也相当于杀佛，一样是弥天大罪。所以天安门自焚案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大法而制造的假案，那些演员们没有一个是修炼人，那个剧组的导演陈虻也是无知造业、毁谤佛法，最后招致惨报。
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为了善良的民众不被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犯下迫害修炼人的弥天大罪，所以法轮功学员才冒着巨大的风险传递真相，劝世人明辨真伪，不要在无知中造业，不要参与迫害修炼者。
万事皆有根源，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混淆了杀鱼、杀人和杀修炼人的邪恶逻辑，既然不是来源于佛教，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真正来源是——共产邪教。
共产邪教的二当家——恩格斯就说过：“生命不过就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见《反杜林论》）所以这就成了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民众的理论依据。正是按照这个邪恶逻辑，杀鱼、杀人和杀修炼人都是没区别的。
于是在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了的大陆佛教界，在被中共统战策略渗透了的海外佛教界，就流传了这样一个用佛教名词（六道轮回）包装的，以共产邪教杀人理论为核心的邪恶逻辑。它比赤裸裸的杀人理论更有欺骗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渗透宗教、歪曲佛理、误导信众的邪恶伎俩。也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的反神佛、反人类的邪恶本质。
希望广大善良的信众能分辨是非，远离为邪党唱赞歌的宗教痞子，上网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各级组织，抹去共产邪灵在人们额头打上的兽记（加入党、团、队，宣誓时就在另外空间打上了兽记）。也希望您能静下心来，读一读《转法轮》。很多有缘人都通过阅读此书，开启了智慧，明白了他们以往修炼中的诸多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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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
命运能改变吗？他钻研各种命理玄学偶然发现真机
我自小生长在台湾的乡下，由于当时生活普遍清苦，因此求神问卜是生活常事。远房舅舅是职业的乩童，外祖父是业余高手，而父亲是跑龙套偶尔客串演出。神怪之事对我而言早已司空见惯，童年时期我常阅读的课外书籍，就是中国神话故事或传说之类，脑中不免想像神仙之逍遥，兴起找神仙修炼之念。
国中年代巧遇同好，常一同研读经咒符法、武术典籍，或是彻夜漫谈神鬼之事。高中以后各分东西，唯一无法忘怀的是神仙大梦。
我从小就一直在思考：人的命运是固定的吗？如果是固定的，人的一生是为了什么？努力或是随缘是否结果相同？有方法去改变吗？如果不是必然的，那要如何做才能一帆风顺呢？
我知道我要的不是“哲学”或“宗教”性质的“说法”，这答案必须清清楚楚交代一切，同时让人知道解脱的方法。于是我选择“算命术”来当做我探索命运的工具，自修自学来验证，是真是假，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儿时同好与他的伙伴们都是“五术”的爱好者，藉由他们的帮助，我开启了探索之旅。
边学边算，不到三个月就有了准确度，那就从家人开始算起吧！我发现家人的运势不佳，于是告诫他们两年内不可以跟会或大笔金额来往，一切以保本为上策。结果会也跟了，也被倒了；钱也借了，也收不回来；收回来的部分又借给同一个人，再也收不回来了。
合伙做生意，本也不见了。我为此曾大发脾气，为什么他们明知故犯；这时我对“知命运可以趋吉避凶”的说法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后来为了孩子的即将来临，我开始专攻“姓名学”，因为“姓名学界”都说这占了命运的三成，“传子千金不如授其一技，授其一技不如赐子一名”，这可是件大事，于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做研究。
皇天不负苦心人，只花了一些钱就学到了真诀，让我算命的功力突飞猛进。又历经两年的磨练，我已经能够在数分钟内藉由姓名知道这个人的一生。
朋友皆知我是半仙，遇有疑难皆来相问，举凡婚配、新生儿命名、考试、官运等等，这曾经让我自负了好一阵子，并且打算进一步研习其它科目：易经八卦、阳宅地理等，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大师”，但是我的心不久又失落了。
算的准确反而让我有点恐惧，这不摆明了“命运之说”是真的。而且那些事我已经看到了，为什么逃不开呢？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趋吉避凶”根本是不可能的，连那些所谓的“大师”也在命运之中。
接下来我开始研究最神秘的“玄学”，这大概是能解开命运之谜的最后方法了。 “玄学”包含两大部分：“神通”与“术法”。 “神通”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特异功能，如能知道人的过去与未来的“宿命通”，这是最常见的。而“术法”就是大家耳闻的“茅山道法”“五鬼搬运”“符咒”“收惊驱邪”等等。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神”的“发言人”，对之敬畏三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神与人的“中间人”，绝大部分是在做“中介”收取佣金，处理的仍是不脱凡尘俗事，“玄”的只是方法罢了。
“花钱消灾”是否真的达到了目的呢？那拥有这种“技能”的“大师”是否可以比一般人容易“趋吉避凶”吗？答案依然是：“没办法”。我的舅舅是职业高手，一生为人消灾解厄、处理婚姻失和、寻人寻物、求神问卜、驱邪治病，神奇事迹不少，然而自己的儿子却遭车祸半身不遂，自己老年得“帕金森症”而死。
走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用外部的手法改变命运是不可能了，也许唯有“心念”变，命运才可能变。有哪一种学问可以改变人的心呢？看来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才有可能。正当我准备开始朝宗教发展时，一位同事偶然买下《转法轮》一书，尚未展阅就被我借读，从此以后我的一生被改变了。
一位同事偶然买下《转法轮》一书，尚未展阅就被我借读。（吴柏桦／大纪元）
天啊！我二十年来的疑惑都得到解答了！原来气功是为了修炼；宗教也是为了修炼；玄学、五术之学还是为了修炼！什么是“功能”、什么是“术法”、乩童现象的根本原因等等疑惑都得到了解答！
修炼原来是为了返回先天之本源；人的磨难是为了还业债，唯有修炼的人才能解脱；病的原理、气功现象、不同的时空概念，处处都是天机。
在书中也告诉读者高层次的道理，知道如何修炼去提高层次；如何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指出种种不良现象与修炼中应注意的事项，使学员知所警惕，避免了弯路与死巷。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呢！我的亲友皆受惠于大法，每个人都彻彻底底的被改变了命运，每个人的修炼历程都充满了师父的慈悲。在以后的时间慢慢告诉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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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里乾坤】秦汉饮茗
文/石方行 来源：看十方博客
现在很多茶文化研究者保守的将茶文化的奠定设定在秦汉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记载茶和茶事的文献就多了起来。
其实从大的时空背景而言，秦统一六国，嬴政自称“始皇帝”，废过去的分封制度设郡县，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从而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模式影响中国了两千年多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代不仅是奠定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而且也是奠定了政治制度上的中国；而汉代（汉武帝）的开疆拓土，采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中央集权制”的实施，打破了分封制的相对自主性，大大促進了文化、文明的交流与沟通。所以才能在汉朝出现“乐府”类诗歌与儒雅风流的汉赋。此时的“茶”更广泛的被人们所认知：
根据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时，出土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这些物品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墓中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汉代皇帝贵族烹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关于茶的简文和木牌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茶叶随葬品。
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写作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 ,是西汉中期之事。）记载：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注：人名） 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 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集市上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个记载说明了关于茶的三个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饮用、贩售以及种植（包括野生采摘）。因为只有有了多余的茶叶才能去贩卖。
在托名周公所撰的我国第一部词典（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尔雅》在其《释木第十四》中载：“槚（ｊｉǎ），苦荼。”东晋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作羹饮，今称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茗荈，蜀人名之苦荼。”
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记载了多种中药 ：“乌喙、桔梗、芫（音ｙｕáｎ）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苓草、芍药、桂、漏芦、蜚廉、藿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其中记载古代茶叶名字复义词“荈诧”〔ｃｈuǎｎｃｈà〕，它说明了我国早在二千一百多年之前，就把茶叶作为中草药临床应用，造福世人。
另一位汉赋大家扬雄在《方言》中提到：“蜀西南人谓茶曰葭。”
扬雄和司马相如为皆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产茶之地成都，说不定带着媳妇卓文君一起喝茶作赋好不快哉呢！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医学家华佗在《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
三国时期魏国张揖所撰的《广雅》（篇目是依据《尔雅》次序，博采前人著作，增广《尔雅》所未备，故名《广雅》。为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一书对槚就是苦“荼”的释义：荆州与巴州交界的地方，采茶叶做成饼，叶子太老的，就用米汤和拌后制成饼。想煮茶喝时，先把茶饼在火上烤到赤黑色，再捣成茶末，放入瓷器中，以沸水浇灌，并用葱、姜、桔子和芼〔ｍàｏ〕一种可食用的野菜或水草做配料。饮此茶可以醒酒，令人不眠。
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载：“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翻成白话文，即：“孙皓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饮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進嘴里，也要斟上，并亮盏说干。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最初，对他优礼相待，就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这也成了“以茶代酒”的发端。
以上算是正史类书籍记载的，下面引用三则野（异）史、传说记载的：
1，汉代仙人丹丘子与茶
《神异记》（为晋代道士王浮所著）中有一个关于茗事的故事：古时有个余姚即今浙江省余姚县人，名叫虞洪，有一天到山里去采茶，遇着一个道士牵着三头青牛。道士引导着虞洪来到瀑布山，遂对虞洪说：“我是丹丘子（注：传说中汉代的一位仙人），听说你善于做茶饮，常想请你送我一些茶品尝。这山里有大茶树，我可以回赠你。
希望你日后煮茶，茶器里有余茶之时，就请给我吧。”虞洪因这次在山中同仙人的奇遇，就在家里给丹丘子设了灵位，常以烹好的佳茗祭祀。后来又令家人常进山里寻觅，终于获得了品位很高的大茶树。
2，汉成帝妃赵飞燕献茶
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
虽然小说自然不能作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
3，蜀相诸葛亮与茶
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
从上述引用文字可以看出，“茶”已经走入士大夫（泛指有文化的人们）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有个共性：传播率高。也就是说事物到了这个阶层，向外围普及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无论是“慧眼识珠”也好“附庸风雅”也罢，经过文人、士大夫一顿渲染，就成了名品。
这一点我们从后来的唐诗中就可以了解：一些诗歌场景本来很普通，但经过文人一加工，就可以人们朗朗上口的流传千载。这就是文化生命的魅力所在。（这些在后面的篇幅中细说。）
茶借用除了名人效应的传播之外，还在于其本身的口感与疗效等方面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儒家思想的氛围。读书人当时崇尚儒家的理念，崇尚节俭，当他们一边品茶一边体会这些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相得益彰的效应。品茶之间，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把浮躁的心抚平、静下来思考治国大计，疲倦了吃茶醒脑、明目，指点江山自在如意，再现儒雅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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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里乾坤】春秋茗菜
文/石方行 来源：看十方博客
历史慢慢的進入到东周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华文化史上是称得上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时期。经过几个世纪文化的奠定，此时的人们在文化、礼仪、智慧上都明显的成熟与進步。
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华丽转型，意味着农耕文明的飞速发展，国力、民力会大大增强。
而此时更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文化争鸣与诸侯争霸的时期。出现老子、孔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等文化巨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在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大大促進了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为后来秦真正的统一做了铺垫（在夏商周包括之前的时期，基本上算得上是部落割据或者联盟性质）在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一下子”涌出这么多的理论学派？而不是用单一、渐進的方式演绎各家的思想发展史呢？后来明白了这其实也很简单：神要看什么样的理论更适合人类，所以弄出多种学说，看看各种学说对人类的影响和人在其中的认同与表现程度。从而最终选择某一（或几种）留给后世的人类最终目地：奠定人类的文化，从而在历史的最后认识救世的大法所用。
当此时人们的生活从“柴米油盐”的基本需求，发展到以“酱醋茶”为附加的时候，可见人们的物质生活又繁荣了很多。
根据文化史学者们研究：
古代“茶”字作“荼”，最早出现在《诗经》。《诗经》相传是孔子选辑，其中搜集整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作品。《诗经》分“风”“雅”“颂”三类。“风”是民歌，“雅”是乐歌，“颂”是祭歌。其出现“荼”字有多处，如《谷风》篇载：“采荼薪橒，食我农夫”，“薪橒”是砍伐臭椿树作柴烧的意思；又如《良耜》篇载“荼寥圬止，稷稷茂止”， 蓼为中草药，可解毒，此处与荼并提；又如《绵》篇载：“周周朊朊，堇荼如饴”，此处指与堇菜一样有甘味。
不过，研究者表明《诗经》中的荼字是否指茶，今人仍未定论。据我个人意见是：这其实是文化断层造成的。其实换个方式理解，把“荼”宽泛的理解成树上（可以食用）的叶子，而不单纯的指“茶”一切也就通了。要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素考虑進去，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茶的各种性状与功能，所以宽泛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在后来唐代陆羽《茶经》中曾引《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栗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这是说齐景公的国相晏婴，吃的糙米饭，有三五种荤食和茶、蔬菜而已。（“茗”，茶的别称）《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
此时，茶叶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这是茶的食用阶段，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用茶的目的一为增加营养，一为食物解毒。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虽然有着阶层观念，但不同阶层可以互换的：立功可以提升阶层；犯罪、受罚可以降低阶层。但不管提升与下降，对于同一个人而言很多喜好是难改变的。
我们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当喜欢上这一口，就容易成瘾，形成习惯，成了生活中的一部份了，那么如果阶层改变，但他这种嗜好不改的话，就会加速茶在不同阶层中的普及。
更何况这个时期，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养一大堆“门客”，各个学派之间交流争鸣的机会和后来各国为了征战、争霸等国事相互联系的都很多，“吃茶”的习俗一点点的也就随之兴起。
系统学派的兴起，文化的融合，茶从神秘走向日常，这种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一学派的学人在一起谈论本学派的主旨与精神或者对国王宣扬理论的时候，国王（或者主人）以茶当菜的一部份招待他（他们）的时候，茶所起到的是积极提神、醒脑、润喉作用，也就是说此时学说的推广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因为茶在此时对于传播文化有功，并且对于人们健康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益处，所以茶从原有的神秘状态走出来，走入人们的餐桌，并逐渐的脱胎于神秘，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现象同时与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并生、发展绵延千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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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预言朱宸濠反叛 唐伯虎不侍宁王
文：赵晓亚
来源:正见网
明代的著名画家唐伯虎，被宁王朱宸濠尊崇，但预测到宁王将来必定反叛后，就装疯卖傻逃离了险地。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很欣赏唐伯虎，曾经派人拿一百两金子到苏州聘他做官。唐伯虎应聘而来后，被安置住在旅馆中，宁王对其十分优待。唐伯虎在此住了半年，见朱宸濠常做违法的事，推断他以后一定会反叛，于是就佯装疯狂。
一次，朱宸濠派人送礼物给伯虎时，见他赤身裸体蹲在地上，并讥讽斥骂来人，来人只得带礼物返回。朱宸濠知道此事后说：“谁说唐伯虎是贤德之士，他只不过是个疯子罢了!”于是放他回家。不久，朱宸濠果然反叛了。（出自《智囊》）
原文：宸濠甚爱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见其所为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一狂士耳。”遂放归。不久而告变矣。（出自《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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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术基本功训练的背后
文：A. H.
来源:正见网
学过美术的人都知道，美术基本功是这一行中最基础、最必需的能力。无论绘画、雕塑，还是进行其他美术创作，如果基本功不好，即使脑海里的想法再完美，也会在具体实践上让作品的最后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彻底失败。所以艺术家们都把对基本功的训练视为重中之重。尤其在中国，美术专业的学生们在中学时代就要经过多年的基本功训练才能考入专业艺术高校，而且考入美术学院后，大学前几年也同样要进行大量的基本功训练。或许正因为从小积累了这么大的基本功训练量，才让中国的美术家都具备很强的具象写生能力。
本来，艺术家们通过勤学苦练所得到的艺术技能是一件很了不起、值得尊敬的事情，然而从西方正统美术的视角来看，很多中国美术家的作品往往让人感觉不太正宗。许多人明明拥有杰出的基本功和造型能力，但与欧洲几百年前的那些传世名作相比，却依然存在着天堑般的差距。其实中国有很多视野开阔的画家、雕塑家也都发现了这一点，在创作中不断进行各类尝试，希望能找到出路，却苦于始终无法突破，止步于此。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要想真正看到问题所在，在造成问题的环境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唯有跳出那个环境、那个境界，才能一目了然。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关键其实源于中共邪党环境下的基本功训练体系。由于中国的学画者人人都在其中，如果连基础都变异的话，人们是很难意识到这些的。为了帮助广大有志于在艺术中纯净自己、走正美术之路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和艺术爱好者们，本文将从美术基础技法理论方面谈一谈共产邪灵所带来的变异，旨在破除邪灵在美术上的危害，开阔大家的视野，找回正统艺术之路。
不屑一顾却仍在其中
如果在美术圈里谈起中共邪党，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对它嗤之以鼻。搞艺术的人大多都很有性格，肯定不甘于被人见人骂的恶党理论束缚手脚。除了少数想捞取政治资本而为邪党树碑立传的艺术投机者外，从事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是没有几个人甘愿浪费生命歌颂中共的。然而，由于共产魔教的邪恶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在细微之处是无孔不入的。很多人对邪党的鄙夷、唾弃其实也是在党文化中瞧不起邪党，实际上仍然中了邪党的圈套。最常见的比如今天的中国人都不屑于再相信什么共产邪恶主义，所以便着眼于如何多捞钱、如何逍遥快活、自己舒服，因此无论恶党怎么镇压良善、活摘器官，人们对它的所作所为也不闻不问，反倒方便了邪党行恶，对其有利。
要知道，对人民的洗脑和管制是邪党统治的最高国策，经济什么的那都是第二位的。如果人人都抵制中共，那邪党就垮台了，所以它在方方面面都有专人研究如何攻占人的思想，各行各业都逃不出去。那么在艺术上也一样，邪党在中国近几十年来通过系统的教育、特定的技术、党化的美学环境等诸多有意打造的洗脑方案与手段，训练出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党文化的污染。到了今天，虽然中国人已经不信什么共产邪恶理论了，但中国艺术工作者手上的技术却仍然是在邪党环境中训练出来的，所以说共产邪教的邪恶防不胜防。
有人或许会说：这个技术还分什么邪党的与非邪党的吗？没错，是要分的，而且很分明。尤其是在艺术这个领域中，技法直接体现精神。同样都是写实绘画，前苏联的、中国的作品与西方传统绘画的画面效果区别就很大，非常直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搞美术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最直接的原因与技法的基本功训练方面有关，这里涉及到美术教育中的一个人为的因素——即以美术高考为目标的入门与训练过程。
如果学画只是为了自娱自乐或陶冶情操，想必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花费大笔的金钱与时间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购买昂贵的画材，不分寒暑地苦练绘画技术。无疑，这一切的投入都是为了能在美术高考中拿到分数，考入或许能给子女带来梦想中大好前途的美术院校——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具备无视“毕业就是失业”这一客观现实的优秀心理素质之上的。基于这种明确的功利目标，那么学生所受到的美术教育就是一切以能够得分为标准，美院时兴什么风格就训练什么风格，甚至有人打听评卷老师喜欢什么画风就投其所好地往那方面靠拢。至于说艺术本应如何，以完美驾驭“高考画风”为目标的人是不会去多想的。然而，这一阶段却是一个搞美术的人从入门到形成绘画习惯的重要基础阶段，是美术基本功成型的筑基时期。
基本功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是他在专业上所要掌握的最必要的东西。基本功不好的人，就算他的构思再好，自己也难以在创作中付诸实践。所以各国历代的艺术界都把正确的基本功教育和训练视为重中之重，要求在学徒时代一定不能“看坏了眼睛”、“画坏了胚子”。意思是尽量避免去看那些不符合艺术标准的低劣作品，以免渐渐使人丧失审美能力，让人把不美或者不够美的东西当成美的；不能按照不符合正统审美标准的画法或不合适的工具作画，以免形成习惯后难以摆脱边门小道，登不上大雅之堂。这一点在中国人被邪党弄穷了的年代里都是这样，比如刚开始学书法的人都被鼓励在好的宣纸上练习写字，形成了正确的手感之后才能换成在便宜的毛边纸或者废报纸上练习，以节约纸钱。也就是说，起步、入门期间掌握正确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坏习惯一旦形成，势必会给将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的人甚至一生都难以摆脱——因为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视觉心理学上有这么一种现象：与一个很丑的人友好接触、频繁来往一段时间后，因为习惯了，人们会觉得那个人不是那么丑了。画画也是一样，高考范画中素描夸张的结构感与水粉支离破碎的块面笔触让可怜的初学者们以为这就是正宗的艺术手法，人们长此学下去就会在审美上被洗脑。其实，这套高考风格即使在当今鱼龙混杂的国际艺术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传统派没有一家承认它的。
中国近现代绘画中的邪灵入侵
有人以为中国的这些东西跟国际上的不一样是因本国的民族特色所致。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民族特色的东西早已在中共恶党历次的文化摧毁运动和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被打垮了。真要谈共性的话，虽然学得不太像，但它们与前苏联的美术有着很大的联系。
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联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就要求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将艺术风格统一成最适合于为红色政权服务的模式，并在1932年通过立法强制执行。在三十年代对艺术家的迫害中以国家的名义，在大量鼓励群众检举揭发的气氛下，剔除了那些不符合共产邪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艺术家。那些“不受欢迎的”或者“有资产阶级风格倾向”的艺术家们有的被送进了劳改营，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死。随后，臭名昭彰的“大清洗”运动更是用枪决的办法消灭了一切不属于共产邪教模式的艺术。因此，苏联的艺术无论技法、主题、风格，还是对艺术的表达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共产邪灵。
可悲的是，从1936年徐悲鸿为《苏联美术史》出版作序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共邪党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从邪灵统治的苏联美术界系统地引进了诸如盖拉西莫夫、扎莫施金、马可西莫夫以及契斯恰科夫等美术家的技法风格与体系，形成了中共美术教育的基础。今天中国的很多绘画基本概念和一些艺术风格就是来源于此。举个例子，比如扎莫施金于1954年10月在中国各地巡回访问，强调苏联共产现实主义画风中灰调子的运用，由于中共给予宣传而在中国大陆美术界普及，所以中国油画至今除了直接歌颂邪党的“红、光、亮”政治主题风格，剩下的很多都习惯于以灰暗为美。
当然，如果说中共的美术仅受苏联的影响那就片面了。因为作为共产邪党阵营的国家，中国还与其他共产国家有着密切往来，因此在艺术上也受苏联模式以外的邪党模式灌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苏关系交恶的时期。例如六十年代初，邪党邀请当时的共产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术学院开办了为期两年的绘画培训班，教授了不同于契斯恰科夫光影式写生体系的技术，讲究强调结构至上的画法，随后逐渐普及。这也造成了今天基本功训练中学生们普遍习惯于把人物头像画成面部肌肉解剖图的风潮。
那么为什么邪党阵营的画家们都这么画呢？其实是来自于政治洗脑宣传的需要。共产国家一贯要求文艺创作为政治服务，尤其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对文艺人士、艺术家们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当时，如果艺术家吸收太多西方正统的东西，被发觉后就会被判定为邪恶共产主义的敌人。画家搞不出符合规定的东西轻则打压，重则杀头，所以艺术家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作品符合恶党的要求。作品中对于结构的过分强调，甚至把大量本该圆润处理的地方转化为方形和块面，其宗旨就是为了彰显“共产革命的力量感”。在很多邪党画家创作的宣传画中可以看到，方块状处理的全身肌肉体现出的是类似石头的质感，以宣扬恶党战士像顽石一样坚硬；强调面部肌肉结构的画法会让画中人物显得满脸横肉，是为了表现共匪“战天斗地”不好惹的样貌。非红即灰的色调要么表现的是在和平时期屠杀亿万人那血色淋漓的共产革命色，要么鼓吹的是现实即灰暗的无产阶级情怀。这些东西画得让人感觉非常结实，具备相当的体积感和重量感，其实是它们被要求一切为恶党政治服务的结果。在邪党被中国人民唾弃的今天，虽然美术院校里已经不讲或渐渐忘却这些原因了，但几十年变异的艺术环境让那些技法在一代代老师们手上扎下了根。
像这样普及的基本功训练系统就是中共建政后一步步规划下来的。中共早期的那些学画者学会了苏联及其它恶党国家出口的邪党式美术技法后，又通过不断画红卫兵或共匪战士等宣传画积累经验，再传给下一代学生……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在中国各大美术院校里流传下来了。所以那些技巧、经验和灵感其实都来自共产邪灵。
由于共产邪教的封闭性，在其奴役下的西洋画学习者很难接触到西方真正传统、正统的东西。即使偶然接触到了，在达尔文假说中鼓吹“进化”的反传统观念和共产邪灵将西方视为阶级敌人的政治绞杀下，共产沦陷区的艺术家们也难以从邪党绘画技术体系中挣脱出来。所以，在中国的美术院校中，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共产邪恶绘画的技术和美学观。而更严重的是，在国家间经济与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些东西也在严重影响着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从刚开始入门一直到老都在这种美学环境中浸泡的艺术工作者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同化。尤其是学生，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那样教，所有的范画都是那些风格的情况下，逐渐就被那种审美趣味同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照那样去画，满足了师长的期待，受到表扬和鼓励，慢慢就会对这类风格产生好感，渐渐就认为这是美了。因此，当看到一幅画的时候，就会以诸如块面分得如何、是否强调了结构之类邪党美术圈推崇的技术标准来定义作品的好坏。由于这些东西在人的观念中形成了一种心理期待，而当一幅作品符合了这种心理时，就让人产生一种符合了自己观念的满足感，人就以为这是美感。比如高考水粉画写生中，美术考生的风格都被训练成到处飞舞着稻草般的破碎笔触，伴随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而实际上又不可能存在的夸张颜色，很多搞美术的人却以为这是“有味道”，但实际上它们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没有接触过那些东西的人不会觉得它怎么美，这与没有吸过烟的人不会觉得烟味好闻是一个道理，只有犯了烟瘾的人才认为它美妙无穷。
破除党文化审美观
由于人活在迷中，人的观念是没有真正的标准的，在权威与集体意识的同化下，人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举个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流行的时尚居然是身穿那种没有一点美感的绿军装，现在的中国人都觉得那时人们像傻子一样，可当时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却都认为那种扭曲人性的共产邪党军服是美的象征。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很多搞美术的人看那些高考式的素描和色彩作品能够品味出“专业”的“美感”来，这对于拥有不同美学思维的人来说同样会觉得难以理解。
在欧洲，传统美术的发展过程教会了人们如何欣赏各流派的艺术风格及各类正统艺术的技法特点。神对历史的安排都有其重要意义，如果今天人们的审美不是在正神安排的过程中奠定的，就不符合神传文化中要教给人的审美，就得不到宇宙的承认。（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详细内容请参阅《回归正统美术机制》一文：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38454 ）尤其那些恶党邪灵因素属于变异的产物，更是众神重点铲除的对像，而按照邪灵所推崇的技巧去搞艺术创作，同样会受到连累，让生命处于险境之中。
今天被邪党美术教育体系洗脑了的人以为不画那么方好像就是媚俗，其实这是邪灵编出来的一个迷惑人心的借口，利用人的嘴搞出的舆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早有明确的概念：中国古代认为天与地有不同的道德侧重点，地上的事情在阴阳中讲究柔顺与协调，即要有顺天而行的地德。但在中国绘画基本功训练中所流传的“宁方勿圆”的要求正好是反对、破坏这种“柔顺”之德的。要知道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都是神造的，画出的图像只有符合自然才能天人合一，回归到艺术天体的循环系统里去——方就是方，圆就是圆。而“宁方勿圆”的说法则人为地破坏了这一自然规律与图形的对应。艺术要求对自然真实地表达，必须是一致的，所以要该方则方、该圆则圆。如果说什么东西是圆的但行为上却画成方的，这是言行不一致，思想与行动错位。错位之后所形成的因素就是变异的，人看了变异的东西又会让不好的因素进入到思想中去，影响人的各层空间。而且基本功是基础，基础都变异了，那么此人以后一生的创作都是基于这种变异系统的。
有人说某某某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奠定了什么绘画原则才形成了今天中国整体的画风，其实不然。在红色恐怖的历史中，就算是被奠定的东西再有历史、再根深蒂固，如果政治审查通不过，也照样会被打倒的；反之则会被视为有利于邪党政权，加以扶植，就成为所谓的“奠基”。对于一些学画者来说，想要画出硬度和力量感，都以为画方了或画出棱角来就容易画出硬度，而画圆了相对就难一点的话，那么这是否正是需要画家下功夫的地方？只不过，在党文化里急功近利的人是不会花时间去老老实实下这个功夫的。同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去追求那个硬度和力量感呢？
在中国的画册或网上搜索到的美术高考作品中，可以轻松发现大量展现出优秀造型能力，却带着强烈党文化印记风格的素描和色彩写生。那么正宗的美术作品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此展示几幅欧洲美术巨匠的作品，没有党文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大家一看便知。
素描
中国的很多素描作品大多都在作画时运用一种浮躁的形体结构线，依靠那种两头轻、中间重、飘浮在纸面上的直线切出棱角分明的方形与块面，有意把人类的脸画成来自塞伯坦星的变形金刚或具有花岗岩质地的革命战士。而西方传统技法却没有这些。无论是达?芬奇的“晕涂法”（Sfumato）还是拉斐尔的“统合法”（Unione）都讲究圆润的过渡与圆融、协调的画面处理手法，方形或尖锐的块面完全与这种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以方切圆来得到轮廓线的手法非常缓慢，很容易让画家失去对所画人物的新鲜印象，使画面失去应有的生动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画家们用铅笔或炭笔所画的形体往往作为油画的底稿，而在完备的Gesso（画油画前在画布或画板上涂的底料）底子上所画的硬笔痕迹很难彻底擦除干净，过分下力擦除又会对底子造成破坏，影响颜料层与基底的咬合与稳固。因此大量的方形轮廓辅助线意味着下层会有更多的废线与污痕，天长日久后上面的油画颜料因为氧化和环境等诸多原因会变得透明，下层的结构线就会渐渐显出来，破坏画面。所以传统的西方素描在轮廓方面都是直接根据轮廓本身的曲度使用圆线、曲线或弧线来画出形体，也让画中人物显得更为圆润、雅致。这一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三杰的素描作品中就能看出来。
上图为达.芬奇的素描《圣母头部四分之三侧面像》（The Head of the Virgin in Three-Quarter View Facing Right），20.3 x 15.6 厘米，作于1510-1513年间。这幅画可以说是晕涂法的素描版，体现了人物皮肤的圆润质感，画面上甚至连一些地方的轮廓线都柔和到或隐或现。我们看不到一处类似于中国素描中那种“分块面结构”的变异技法。
这幅是拉斐尔的素描《一位使徒的头像》（Head of an Apostle），约作于1503年。这幅充满了圆、弧状线条的素描虽然着笔不多，但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人像圆而非方形的结构，全画完全没有直的轮廓线。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卡诺莎伯爵戎装战士头像》（Head of a Warrior - The Count of Canossa），41.2 x 26.3厘米，作于1550年-1600年间，具体时间不详。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一向以其强烈的力量感而著称，但再发达的肌肉也是圆的、有弹性的，而不是方的或石头般坚硬的。作者以巧妙的用光体现了战士坚毅的神情，但每个部分的过渡却处理得非常柔和，完全没有变异的方块感。
通过三杰的素描可以看出，不论哪种风格或深入程度的正统作品，都与这几十年来中国美术高考的素描风格大相径庭。美术圈里曾经流传过一个幽默：文艺复兴三杰来高考都不一定能及格。也就是说，那些评卷老师——即这个圈子里的权威们所掌握的评判标准其实是一个异类、一种完全不正宗的东西。原本历史上神传文化正的因素很多，只可惜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败坏了原有的正统技法，因此让大量具有造型能力的人集中到了中国和亚洲地区。人们以为中国的艺术很写实，是好的，但却潜移默化地被党文化污染，导致人们以为的好东西也成了饱含变异文化与破坏性的毒物。
色彩
再看色彩的基本功训练作品，那些散乱的水粉或油画笔触直接就是原共产现实主义绘画风格与部分印象派分色主义画法不伦不类的结合体。用“乱涂一气”来形容可能不太符合客观事实，因为从那些胡乱飞舞的笔触中勉强也能看出个轮廓。以“摆”的笔法作为主要技术的色彩作品把一切都给切割成一块一块的了，好像一切都是不同形状、颜色、大小的马赛克堆砌起来的。由于笔刷大多是长方形的，那些完全没有过渡的马赛克方笔触也就成了“宁方勿圆”变异理论在色彩绘画中的实践了。同时，由于巴黎公社画家库尔贝创立的“现实主义画派”强调表达现实中丑恶的东西，“宁脏勿净”也就成为“宁方勿圆”的配套用语。因此水粉画中各种离谱的颜色，以及油画中的灰色调也就大行其道了。
中国美术基本功训练风格中，相较“严谨”到把人画成石头的革命性素描，色彩画却走了另一个极端——毕竟，走极端是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那些水粉画甚至有意让造型极端松散到画什么不像什么。在网上或在画册里随便翻出一张高考色彩范画就能一目了然。这里我们仍然通过几例正宗的欧洲传统绘画比较一下。
上图为荷兰画家克拉斯（Pieter Claesz）的静物油画《水果、面包与酒杯》（Still Life with Fruit, Bread and Roemer），104.5 x 146 厘米，作于1644年。在这幅造型严谨的作品上并非完全看不到笔触，但有所隐藏的笔法明显顾及到了形体上的明暗与色彩的微妙过渡，使造型、光感、空间与质感都得以完整表达。如果比较一下高考色彩静物范画中那些松散的形体、杂乱无章的笔法与夸张臆想的颜色，人们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云泥之别”这个词的含义。
这是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的水粉/水彩习作《大块草地》（Great Piece of Turf），40.3 x 31.1 厘米，作于1503年。由于十六世纪还没有明确的水粉与水彩区别，所以被视为同一个画种，只是有的地方画得略厚，有的地方薄一点而已。尽管是习作，却画得非常真实、细腻。相比今天这个时代纸面浸得满是水渍或者到处飞舞笔触、还要靠猜测来了解所画内容的“半抽象”水粉或水彩写生，五百年前的绘画大师随便一幅习作就足以让人看清什么叫做“基本功”了。
这幅是法国画家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24岁时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at age 24），布面油画，77 x 64 厘米，作于1804年。且不谈现在中国美术院校里二十来岁的学画者，就是很多画了一辈子油画的老师、教授也还在把人物肖像画成一块一块的。尽管此画并非安格尔成熟时期风格圆润的作品，但他这幅早年的自画像也足以告诉学画者如何正确表达结构以及不同部位微妙的色彩变化。
从基本功训练角度来看，这些与高考色彩涂鸦相比具有天壤之别的画面并不仅仅是一个不同风格的问题。要想画出严谨过渡的效果，整个技法体系和笔法都必须改变。一个常年训练摆、拍、飞舞笔触的人在笔法融合方面的扫、刷等技巧训练微乎其微。对于盲目抛弃揉、扫类笔法的人，这方面控笔的基本功训练可以说是零。中国还有巨大比例、为数众多的人把油画当作水粉画在画，这些人对于提白、色层和罩染方面的笔法训练几乎没有。所以有人画了一辈子画，在关键的一些地方却从来没有训练过。这也就是中国画家的西洋画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正宗的原因之一。
改变观念
人类对某种认识反复认知就会形成一种观念，而抱着观念不放就容易被观念框住自己。比如学素描的时候美术院校里的老师们都谆谆教导画画要遵循“明暗五大调子”，即物体的亮部、半明部、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这五处不同的明暗色调。中国几乎所有搞美术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基础了，不容置疑。今天谁要说“明暗七大调子”，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外行了——人们会说他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清楚。
但实际上，建立在明暗变化规律上的光影推移理论可以有很多，中国人因为邪党的封锁，很难接触到西方正统的东西，所以这“明暗五大调子”的理论其实是在早期共产国家文化交流时跟着苏联的东西一起过来的。时时接受洗脑教育的中国人由于无法具备开阔的眼界，也就以为这就是唯一的光影理论了。下面给大家看一看与中国“五大调”有所不同的西方基础明暗色调理论：
上图是法国绘画基础知识教育的网络截图，在一枚鸵鸟蛋上标注着明暗七大调子，分别是：1. 亮部；2. 高光；3. 本体暗部；4. 半暗部；5. 暗峰；6. 反光；7. 投影。与中国人所熟知的“五大调”相比，这里不只是一个名词上的差异，而是整个明暗理论的区别。由于中国五大调子理论中“明暗交界线”的概念让紧邻的“半明部”被界定为亮部，同时认为明暗交界线是最暗的区域，这样很容易让亮色到最深色之间的过渡显得不足（属于亮部的半明部与最暗色调的明暗交界线紧挨在一起，中间没有别的调子）；从亮部迅速到达最暗会导致一种较强的明暗反差，增加画面的强烈感，也是为了迎合共产邪灵战天斗地的强烈特点。而法国理论中的“半暗部”（Pénombre）被归为暗部体系，因此没有“明暗交界线”的概念，所以从亮色到最深色（暗峰）之间存在更多的色阶过渡（半暗色阶、普通暗部色阶、暗峰色阶），能让明暗色调更加丰富；舒缓的逐级色调渐变也能让画面显得平和、协调，这是顺应天地、取法自然的体现。
如果本文不提到这些方面，估计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儿来，因为人就像观念的傀儡的一样随波逐流。文化的魔性与变异一直在促使人类的性情发生着负面变化，流露到作品中。很多美术写生作品里画的人都显得很凶或很丑，尤其是一些看上去好像画得很老练的手法，都带有一种邪党鼓吹的“革命性”气氛在里面，技巧和笔法显得过分结实、锐利。甚至于有的人根本就不喜欢邪党，然而他的手法是从邪党美术教育体系中学来的，画面也会显示出这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对于他自己或者那些常年沉浸在邪党画法绘画环境中的人是无法看出来的。
在这种环境下，不少中国学画者以为“学院派”就是中国那些专业美术院校里流传的写实手法、技巧，其实根本不是——画得像也不是。因为如前面所述，那是苏共画派通过屠杀其他艺术家建立的变异技法，传到中共的美术院校后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搞“革命”扭曲人性几十年所发展出的变异派。它没有真正的学院里那些经过千百年去粗取精后所流传下来的完备而圆融的美术理论体系作支撑，而是通过几十年的共产诡辩术加上政治指标强制搞出来的一套东西，只能用来骗人和洗脑，所表现出来的扭曲了的、变异了的东西已经不是真实、自然、健康的人性了，有违艺术表达真实的原则。
五百多年前，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说过绘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师法于自然——即画得真实。只有取法于自然，绘画才能兴盛，否则就只会衰败。画得真实的作品不仅能传递知识和信息，还能让人欣赏到艺术的美，并在美中得以提升精神与信念。所以，这种真实并不仅仅意味着形状的真实，还包括着理念、形而上的真实。正因为此，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画家不仅应该掌握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光学、植物学、地质学、力学等诸多直接涉及到绘画表现内容的学科，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具备高贵正直的品德和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因为画家的内心世界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在画面上，而艺术作品又直接影响人的感官，如果艺术家的道德不够，他的作品就无法传递出正面的美来，反而会对观众的精神世界起到破坏和污染的作用。真实地表现自然和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这些观点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则，一直持续到几个世纪后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在西方艺术学院里作为美术的宗旨长盛不衰。因此，如果想研究正统的学院派就不要再过多接触那些共产邪灵变异的东西，那只会看坏自己的眼睛。
从最表面上讲，真正的学院派几百年来在美术创作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性与全面的研究。比如对学油画的人要教授不同传统画派（诸如威尼斯画派、弗拉芒画派、荷兰画派等等）的风格与技巧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构图法（比如北方国际哥特式时期的构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构图等）、油画发展的材料与技法历史等许许多多，以便在创作时有完备的参照；在具体作画方面还要教学生各种颜料的物理化学属性与调配禁忌、绘画不同阶段各类媒介的选择与调制、各类色层技巧的运用与训练、各种笔法的训练、各色底层技法、不同厚薄的提白技巧、罩染技巧等许许多多。而今天中国各大专业美术院校里又教了多少这些东西？且不说学生，又有多少美术教师对“Imprimatura”、“Grisaille”、“Brunaille”、“Verdaccio”、“Pentimento”……这些各国通用的、最常见的油画专业术语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些词大部分连中文翻译都不存在，因为在共产邪灵所破坏、污染的艺术环境下，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像画水粉一样画着油画，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甚至对它们完全没有概念。
真正让学院本身具备意义的，是学院所教的东西，而不是那一栋栋的教学大楼。没有传承、继承西方传统学院一脉相承下来的衣钵、真正的学术、技法、理论，没有连在学院的脉上，就不是学院派。所以要想提高就请多学习前人留下来的正统的东西吧。虽然近现代一直有无数搞美术的人希望通过各种新奇的“艺术”来超越前人，但近百年来世上再没有出现过举世瞩目的艺术大师也是不争的事实。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后两百年的作品中有很多精华的东西，都可以研究、学习，而今天的许多美术作品都是乱画的、无根的。很多人不懂这些，只是一味地在邪灵的诱惑下追寻着视觉冲击感与图像的强烈感，盲目追求视觉刺激，这些都与正统美术技法所强调的典雅优美背道而驰。世人被邪灵败坏着正统的艺术审美观，被带向无尽的深渊。作为美术专业人士，要想挣脱出来，除了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外，还需要在专业上看清这一切，避免被邪党的东西所污染，纠正党文化艺术风格，才能逐渐归正艺术之路，在美术创作中走向光明和未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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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造假有恶报
文：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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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丞相宋申锡（？－833年），刚开始当宰相的时候，很受皇帝恩宠，他也很以“致天下太平”为己任。
当时，郑注举止放纵，四处勾结邪佞，以追求权柄。宋申锡想除掉他，便任命朋友王璠为京兆尹，暗自与他商定，让他秘密查访郑注的不法行为，然后献上他的罪状，由京兆府擒拿，用杖打死。此事虽已约定，但王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认为郑注为宦官所喜爱，就想与他靠近，便把宋申锡的计划，全部告诉了郑注。郑注便报告给宦官王守澄。没过几天，他们便伪造了宋申锡的罪状，命人告发他，说他以诗文与诸王勾结，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抵押；并命人模仿宋申锡的手迹，写的都很逼真。
大狱成于宫内，公卿百官，皆知宋申锡宰相的廉正，坚信其决无谋反的行为，此案必是冤枉。三司以下，迭相奏呈，要求交付外廷核实，这样，宋申锡才只贬谪为开州司马。
宋申锡到任几个月，他就不胜其愤，被迫害而死。
到了第二年，唐文宗降下恩诏，准许将宋申锡归葬于京城。到了唐文宗大和九年春天，宋夫人（宋申锡妻）中午，在堂前午睡，看见宋申锡从中门進来，不觉惊起。宋申锡用手招她，她便走下台阶。宋申锡道：“你且随我来，有一点儿东西，要让你看。”便把她领出城，好像到了浐水河边，在几里外，一片荒墟上，看到有一个大坑，坑里有小竹笼、小木匣，各数个，都有封记。宋申锡便提起一个，让夫人看，说：“这就是那贼子!”于是便愤怒叱骂。夫人问：“这是谁?”宋申锡道：“是王璠。我的上诉，已被上帝批准了。”夫人再问：“其余那些是谁？”宋申锡道：“很快你就会知道他们是谁了。”说罢，宋夫人就洒然而醒，遍体流汗。当即就告诉了家人和亲属，并用笔记写下梦中的经过情景，收藏在衣箱中。
到这年十一月，王璠果然因“甘露之变”被腰斩于市，同时受戮者还有数人，都埋在城外的那一个坑内。这才知道宋公（宋申锡宰相）的鬼魂所说的不假。
王璠不知报恩，忠于朝廷，反而勾结郑注等人说谎造假，诬陷廉正的宰相宋申锡，导致其含冤而死，然而王璠等人好景不长，很快就遭了报应，因“甘露之变”被皇帝处以极刑。这就是说谎造假的恶报。
善恶有报，古今一理，从来没有改变过。中共用党文化来掩盖善恶必报的天理，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却害人匪浅。
国内某有名主持人在一次演讲中深情缅怀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他多工作认真负责，力求把节目做到极致，可惜他英年早逝，最后感慨的说：他小时候奶奶说的好人不长寿，看来有点道理。这个主持人把替中共说谎造假、煽动仇恨的陈虻说成了“好人”。这个“好人”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爷爷奶奶嘴里讲的“好人”，只是党文化定义中的“好人”：听党话，跟党走。这样的人站在传统文化或当今普世价值观观念看，实际上是恶人，坏人。因为中共讲假、恶、斗，一个听党话、跟党走的人，就是满嘴谎言、心怀鬼胎、一心杀人的作恶者。按照善恶有报天理，他们的下场应与王璠一样，结局一定是恶报。
陈虻是世纪伪案“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这个自焚伪案漏洞百出，处处违背基本常识，但却煽动起了很多人仇恨法轮功。陈虻曾在海外公开讲：共产党给我钱，造假也干。2008 年初，助恶为虐的陈虻患上胃癌和肝癌，在经历九个月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弃抢救，2008 年12 月23 日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死时47 岁。
与陈虻同年死去的罗京，是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是个谎言的传播者与造假者。他是靠89年6.4播报中共掩盖天安门屠杀学生的真相而被重用，1999 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罗京声情并茂地传播中共的谎言，诬蔑法轮功，欺骗、毒害了无数民众。2008 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移植骨髓后基本康复。但两个月后复发，并出现口腔溃疡等并发症，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6 月5 日死于北京307 医院，死时48 岁。
在传统文化故事里，那些按照仁、义、礼、智、信要求修心向善的好人都有善报，或延寿，或寿终正寝，或财源茂盛，或官运亨通，或福报儿孙。就是在今天人的观念里，教育孩子时，都不叫孩子说谎话、骗人，更不能造假，认为这不是好孩子，那么为什么成年后，公开的造假，走后门、拉关系，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甚至象陈虻、罗京这样散布谎言的造假者，为什么不能引起人们的愤慨，反而有很多人要跟着学呢？
这就是中共害人的最可怕之处：它把传统文化摧毁了，通过建立在谎言与暴力基础上的各种政治运动，打掉了人的善念，在人的心灵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植入了假、恶、斗，而且成为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你不这样做，你就会被中共剥夺的一无所有，寸步难行，在这样的虚假现实中，人就会变的善恶、是非不分，把善的当作恶的，坏事当作善事。那些身在中共体制中的人，很多人不是把迫害法轮功当作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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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大都会史上最大米开朗基罗作品展 看艺术家扎实基本功
来源：youtube频道，文章取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该馆历来规模最大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展览。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着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擅长绘画、雕刻、建筑设计。从此次展出的作品有不少米开朗基罗为了创作大型艺术作品所画的素描稿，艺术爱好者，透过这些画稿，可以了解米开朗基罗的创作构思，和扎实的美术基本功。
大都会史上最大米开朗基罗作品展 看艺术家扎实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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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无私路途坦 宋景公去灾增寿
文：奇石
来源:正见网
在灾祸面前能够想着别人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人。不仅我们这样看，神也是这样看问题。
宋景公在位的时候，火星出现在心宿的位置。景公害怕了，召见子韦，向他询问道：“火星出现在心宿，这是什幺征兆呢?”子韦说：“火星代表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当降临在国君您的身上。虽然如此，灾祸可以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跟我一起治理国家的人，却要把死亡转嫁给他，这不吉利。”子韦说：“灾锅可以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我将给谁当国君呢?我宁肯独自去死！”子韦说：“还可以把灾祸转移给农业收成。”景公说：“农业收成受到损害，百姓就会遭受饥荒，百姓遭受饥荒必死。给百姓当国君，却杀害自己的百蛀，以求使自己活下去，那谁还会把我当作国君呢?这是我的命数本来已经到头了，你不要再说了！”
子韦于是离开所立之处，面向北拜两拜说：“我祝贺您！天居于高处却可以听到地上的一切，您有符合最高尚道德的三句话，天一定奖赏您三次，今夜火星一定后退三舍，您可以延寿二十一年。”景公说：“你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子韦回答说：“您有三旬美善之吉，所以必得三次奖赏，因此火星一定后退三舍。迁移一舍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代表一年，三七二十一年，所以我说‘您可延寿二十一年’。我请求守候在宫殿台阶之下现察火星，火星如不后退，我甘愿一死。”景公说：“可以。”这夜火星果然后退了三舍。（出自《吕氏春秋》）
一个连庄稼都不愿伤害的君主，必定是好君主。做人岂不也是一样。
（原文）：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选自《吕氏春秋·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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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积阴德接仙缘 灾难来前神仙现
文：中原
来源:正见网
按照古籍的记载，一般信神信佛信道的人，会感动天地，相应的神就会在他危难的时候，来救他。
蜀国的黄齐爱好道家学说，善积阴德多年了。他在朝天岭上遇见一个老人，此人须发雪白，脸色却像小孩一样红润，肌肤白嫩光滑如玉。他对黄齐说：“你既然爱好道家的思想，五年之后，你会有难，到时候我一定救你。你要时时善积阴德，不要改变原来的志向。”后来，黄齐沿江路过巫峡，船翻了掉到水里，被水冲到石滩上时，好像有人相救一样，很顺利地到了岸边。黄齐上岸后回头一看，救自己上岸的正是过去遇见的那个老人。转眼之间，老人就在原地不见了。
从此之后，黄齐常能见到他。有一天，两人偶然间在什邡县城里相见了，老人招呼黄齐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出北门到了郊外，穿过一片桤木林，走了约二三里便到了老人的家。只见此处山川秀丽，林木成荫，环境幽静别致。老人留他在家里住了一宿，天亮后送他走出家门，刚走出老人的家门，却已站在县城后山里了，这里离县城有七十多里远。
有些人什么也不信，自认为是最理智的，当他们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或许就会胆怯了，但一切似乎就晚了。
原文：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璎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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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粮
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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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的春天，河南豫东某地一养猪场的几千头猪因染口蹄疫而大量死亡。猪场老板背了一身债，悄悄跑了。那些往猪场卖玉米的粮贩们都傻眼了。
因为那年玉米滞销，所以猪场收玉米时定个不合理的规矩，即每个粮贩需交够五车玉米，才能领取第一车的钱，如此依次顺延。这样一来，每个粮贩都有几万元的玉米款打了水漂。
然而，其中有个粮贩陈某，却没受一点损失，所卖玉米款全部结清。其中因由耐人寻味。
两次造假 两次倒霉
陈某40多岁，家住某县城乡结合部，家里开了个粮点收玉米，由他开车往市区的养猪场送。
猪场收玉米的女会计，从验质、过磅到付款，都是她一个人干。那些粮贩们都很精明，发现女会计质检不是很专业，就开始往玉米里面掺土粒，每车能掺两麻袋。送到猪场，女会计既不分等也不扣杂，白捡便宜。粮贩们都窃喜。起初陈某也买来土粒，往玉米里面掺。陈某的媳妇是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看到丈夫做歪事，当即郑重规劝他：“玉米掺了土，猪吃了要得病，你千万不能干这损人的事，坑别人等于坑自己，占了便宜必吃亏。法轮功的书上讲了，做人的标准是三个字——真、善、忍。做真事、做善事，会有福报；做假事，做坏事，早晚要有倒霉事。”
陈某听了媳妇的话，哈哈一笑：“做买卖图的是赚钞票，不是修炼。你炼你的功，我做我的买卖，我的事你别管。”
陈某不听媳妇的，往玉米里掺了土粒，送到猪场。过磅时，发现少了两麻袋。陈某挺懊丧：真是巧合，掺了两包土，丢了两包粮，白忙活了。
回家跟媳妇说了，媳妇再次劝他：“你看着是巧合，其实不是巧合，人在做，天在看，这是在提醒你、警告你，不地道的事不能干。以后那土可别掺了。”陈某仍不服气，辩解道：“跑掉两包玉米，那是装车时绳没刹紧，往后把绳子刹紧就不会掉包了。”
装第二车玉米时，陈某把车绳刹了又刹，刹得紧紧的。心想，这回保证不会掉。送玉米路上，玉米一包也没掉，却出了另一件事，汽车被扎坏了一个轮胎。换轮胎花了四百来元，正好相当于两麻袋玉米的价钱。
如此两番“巧合”，陈某服气了，从此不再往玉米里掺土，不打坏主意了。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猪场女会计觉得，陈某与其他粮贩不一样。其间又经历了一件事，更让她对陈某另眼相看。
不占便宜 反交好运
陈某每次送玉米，每车都是装一万二千斤。有一次装车时，天阴沉沉地要下雨，没装那么多。到猪场过磅的时候，女会计说：“陈师傅，还是一万二千斤吧，不过磅了，进去卸车吧。”对陈某而言，这真是送到嘴边的肥肉。然而，陈某此刻想起了媳妇的劝善之言，笑着对女会计说：“这一车装的少，还是过过磅，以磅为准吧。”
说这话时，陈某觉得自己很高大，很自豪。结果一过磅，是一万斤。女会计非常感动，对陈某说：“少了两千斤玉米，老板必定要扣我的工资。
陈师傅，你算个君子，在这个社会上，像你这样的人真是不多，谢谢你！既然你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你。前面几车玉米款，今天我给你全部结清。以后你送的玉米，车车结算，一车不压。”
此事过后不久，就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那些往玉米里掺土的粮贩们都吃了大亏，唯有不做假、不占便宜的陈某幸运地免了此灾。
陈某心想多亏听了媳妇的话。从此，陈某对媳妇修炼法轮功更理解、支持，对法轮大法更敬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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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印尼巴淡岛数百高校生学炼法轮功(组图)
文: 印尼法轮功学员 来源： 2016 年 12 月 21 日 明慧网
近日，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两家学校，向那里的高校生介绍法轮功，现场教功，并讲述了过去十七年来中共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
Kolese Tiara Bangsa 高职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巴淡岛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到Kolese Tiara Bangsa 高职教学生炼法轮功功法。
图1～3：Tiara Bangsa 高职学生正在学法轮功动作
图4：Tiara Bangsa 高职学生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图5：Tiara Bangsa 高职学生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炼完功，Kolese Tiara Bangsa 高职学校的师生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Sahat Pandapotan，会计学老师，四十一岁：之前有参加过，也想再参加。（炼功）音乐轻柔，能使自己专心，身体更健康又轻轻的。
Tan Yi Ming，高一生，十六岁：第一次炼，感觉轻松，呼吸更稳定。
Melaty，高一生：还没炼之前，左手无法举起来，脚因跌倒而受伤。在炼第三套功法时，手不知不觉可以举起来，大腿麻木，好象大腿和手周围有能量。
国立七巴淡高中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法轮功学员到国立七巴淡高中，教数百学生炼法轮功。
图6～10，国立七巴淡高中的学生与老师们一起学炼法轮功
图11：向国立七巴淡高中的学生与老师们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图12：国立七巴淡高中的学生与老师们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炼完功，国立七巴淡高中的师生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Lydia，社会关系学老师，三十九岁：身体感觉热，音乐舒服能使自己专心。如果定期炼功，会对身体有好处。
Yang Karmila老师，四十岁：动作轻，有能量，感觉能量在循环。感觉上更健康，多练练对身体健康很好。
Ummi Widi Riani，心理学老师，二十四岁：还没开始炼之前，身体感觉上沉重又很难专心，炼完之后身体比较轻，更轻松，又能流汗。
Rivky Ryan，高三生，十八岁：感觉温和、舒服、流汗。炼之前感觉又困又累，但炼完后身体感觉更清新，也不困了。
Ainun Dara Syafitiri，十六岁：炼之前手和脚感觉僵硬，但炼完后感觉更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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