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来源:正见网
五．建设台湾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湾光复周年，蒋公伉俪视察台湾。回到大陆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俄蒙满陆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随着内战失利，蒋公逐渐将重心迁移到台湾。
危如累卵
中共认为稳操胜卷，制定了一九五零年“解放台湾”的计划。一九四九年十月，九千共军在金门古宁头登陆，被国军全歼。蒋公听到捷报后激动不已：“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一九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破产。
初到台湾，前途未卜。代总统李宗仁远走美国，多名高官卷款逃往香港，国家财政枯竭，军事瓦解，危如累卵。在一九五零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蒋公叹道：“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实为二十余年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余如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陈红民，《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三月一日，蒋公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耕者有其田
蒋公大力改善民生。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土地是民生最原始的资源和主要支柱。中共在大陆得手，主要依靠其暴力土改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强行分给农民，换取其子弟参军。这种杀鸡取卵的政策，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乡绅制度，采取“杀富济贫”的公然掠夺政策，残害了无数大小地主，富农，也把广大贫苦农民置于大逆不道的道德伦理沦陷境地。
蒋公在台湾的土地政策，遵循三民主义“平均地权”的理念，土地私有，增值充公。蒋介石说：“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是平均地权。这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中国经济学说》，一九四三)
关于“土地国有”的政策，蒋公说：“‘均富’是要使人人有田种，人人能发财，但是不许每个人在限田额数之外再垄断土地成为大地主。”他强调说：“决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样借‘土地国有’的名义，对国家所赋予人民的土地为所欲为，以便其奸党伪组织将全国土地完全收集起来，归于他一个‘专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国中唯一‘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土地国有的要义》，一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刚结束，蒋公为美国“家庭周刊”撰文，指台湾经验可用于大陆：十三年来，我国在台湾“已造成经济、教育与社会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土地政策，已使农民真成为耕者有其地，完成平均地权政策”，“一俟中国大陆解脱共产暴政之羁绊”，“在台湾实施成功的土地改革，将在大陆继续实施。”（《我们对共匪的斗争》，一九六二）
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促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六百九十七美元，仅次于日本，为亚洲第二。“均富”政策取得实效，台湾收入最高的二成家庭与收入最低的二成家庭的收入差距比，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缩小到一九八零年的四点二倍，达成了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的奇迹。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基尼系数一直低于零点五，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一。这在世界上，包括欧、美，都是绝无仅有的。
心系祖国
蒋公人在台湾，心系大陆。一九五四年武汉洪水，蒋介石非常关注，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灾情。有人提出现在是反攻大陆的好时机。蒋公反驳，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美国之音《国家秘密》）一九五九年大陆大饥荒，蒋公号召台湾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同胞。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十万吨粮食，中共不顾大陆民众生活困难，加以拒绝。（《台湾大事记》）
蒋介石考虑的军事行动，旨在推翻中共暴政，解救民族于水火。他不愿看到大陆人民受到伤害。韩战中，杜鲁门总统一度想动用原子弹，蒋介石十分不安，他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反对用核弹对付中共，取消轰炸天安门，是蒋公伟大人格之体现。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提出帮助台湾武装打击中共，反攻大陆。蒋公慎重考虑，最终否决。他在七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十月十七日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六．稳舵向前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蒋介石总统引退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蒋公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八月，蒋介石带蒋经国游普陀山紫竹林，求得一签：“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明四海传。”（释东初，《蒋总统与佛教》，一九七五）。
民国法统在台湾
蒋纬国称蒋公给台湾带来五大宝贵资源：
（一）《中华民国宪法》；
（二）八十吨黄金、一百二十吨白银；
（三）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
（四）六十万军人、兵工人士及工商义民；
（五）六十万件文物国宝。
“这些资产使中华民国的法统得以在台湾继续发皇。”（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台湾宣布戒严令，强力制裁共产党的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有效地保障了训政过渡期的安全与秩序。戒严中的台湾相当宽松，与大陆严酷暴政有天壤之别。目地、性质、手段都不一样，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阶级敌人，进入其“共产主义”天堂。而台湾的戒严是走向宪政的必经之路。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秉承国父孙中山和蒋公的遗愿，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面宪政。享有充分自由的台湾人可以公开批评戒严为“白色恐怖”，诬蔑蒋公为“独裁者”。但是历史真相不可抹煞。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说：“没有过去的戒严，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一九五零年，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直选县、市长及地方议员。地方自治是国父建国方略的重要原则，但在中国历史上无先例。民选地方官，对本省人有利，于国民党不利。党内反对声鹊起，认为风险太大，应当缓行。蒋公力排众议，坚持推行地方自治。为落实地方政府财政，特地把烟酒、林业管理及税收下放地方。一九九六年，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总统直选，至此，地方自治的实践大功告成。
“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
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淡化台湾人的民族性。学校中的“国语课”教的是日语。汉语教育比重逐年下降。抗战开始后，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汉语教育，废除汉文报纸，要求中国人改日本姓氏。长期受殖民化教育的台湾人，许多不懂汉语，对祖国的认同渐行渐远。台湾光复后，国府把真正的“国语”普及于台湾。
蒋公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抗战前，他在峨眉军训团训话中指出，现代国家之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现代国家的生命力》，一九三五）。到台湾后他撰文说：“教育的内容是包括著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的。六艺教育的功用就是训练一个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国民。”“更要使其了解中国伦理习性，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夫义、妇顺的六项正德。”“学校教育要特别注重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只有这两个课程，才真正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九五三）
蒋公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信仰自由
蒋介石在台湾保障信仰自由。台湾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其他门类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无事。蒋公从未利用权力推广基督教。他认为宗教对个人及社会都有积极意义：“要使一个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养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学还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的内在安定力。”（《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九五三）
七．复兴中华文化
抗衡中共破坏
一九六六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红卫兵在大陆“破四旧、立四新”，毁灭文化，颠覆传统，摧残百姓，达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蒋公痛心疾首，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宴请教师们时说，共产党“疯狂的驱使中学、小学学生，充当‘红卫兵’，来断送我们的历史，破坏我们的文化，毁灭我们的伦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人的可耻可痛的禽兽社会。”（《款宴资深教师教授致词》，一九六六）
“我们中华民族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由于我们以仁为本的民族文化，能绵延不绝，且能随时代而不断进步，历久弥坚，日新又新。因为我们民族文化，根本就是一种智能、德性、和群体的结晶——所以人性的尊严，个人的才智，乃得充分发挥，他不仅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而乃是时代生活行为的具体表现。复兴文化，就是要提高我们国民品德修养，人格尊严，信仰自由，修明心、物、群、己的关系，增进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的基本条件。” （《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致词》）
“今日以我们复兴文化，对毛匪毁灭文化的作为针锋相对，就正证明了我们对毛共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亦即精神与物质的斗争，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根本就是文明对野蛮，道德对罪恶、光明对黑暗、人性对兽性的斗争——亦就是保卫伦理、民主、科学的文化，来对毁灭民族、民权、民生的灾祸的斗争！”（同上）
为抗衡中共对传统的破坏，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蒋公指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
与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宗旨为：
（一）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
（二）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
（三）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
这三项宗旨与民族、民权、民生对应，目的是推进三民主义、捍卫民族文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复兴中华文化，造成三民主义新时代，发扬伦理、科学、民主精神，明礼义、知廉耻；贯彻三民主义宪政”，“一齐抢救国家、同胞、文化。”
在台湾还启动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教化民风，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一九七零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整理典籍
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出版中国古代一百位思想家论述；编撰一百位忠孝人物故事。向年轻一代普及传统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还翻译了李约瑟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抗战期间，李约瑟在中国考察后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突显了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导地位。
蒋介石发起的举凡整理、编印古籍，译介西方名著，订定“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等工作，均影响深远。在国内政情趋于稳定下，蒋介石为提高国民教育水准，改进人的素质，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给世界希望
西方世界也面临精神颓废与文化变异的趋势，蒋公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能给世界提供希望。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当此现代世界文化已显示出若干病象之时，我们更有责任把属于自己文化中精华的一面发挥出来，知本求本，而加以调整补救。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世界性意义。”（《对五十七年行宪大会纪念致词》）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公在国父孙中山一百零五岁诞辰纪念演讲时说：“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我们中华文化，原为东方文化的源头活水”，“亦为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价值标准”，“而亦使人类进入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三民主义的世纪！”蒋公坚信，“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从打击中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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