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哨子的人与吹哨媒体
——揭开被继续掩盖的真相
文：同根 无弦
2020年初，武汉爆发的肺炎瘟疫传遍中国、殃及全世界，与中共的欺骗和掩盖密不可分（作者制图）
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在中共的维稳掩盖之下，武汉人一如既往地年前欢聚、走亲访友，瘟疫迅速传遍武汉、撒向全国、播向世界。至2020年4月19日，已造成全球229万人感染，16万多死亡。而中共报道的大陆感染人数8.4万，死亡4642人，而在武汉市区，清明节前集中发放骨灰盒就在2万个左右，超过正常死亡约5倍——自相矛盾的宣传，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定为欺骗。
吹哨人——率先向大家预警疫情者的代表，李文亮医生的感染和去世，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被中共强行淡化处理，掩盖结案。
吹哨人的源头——“发哨子的人”艾芬[1]，上了大陆《人物》3月刊的封面报道，迅速引爆了网络，网民的怒火再次爆发，结果杂志迅速被中共勒令删文、换封面。
发哨人的源头——“做哨人”，那些最先发现疫情的人呢？他们的故事，在大陆已经无人敢问津了。因为被中共严格管控，没有办法直接采访当事人，只能深挖新闻和网文，借海外自由媒体来展现一二。
（一）微远基因公司，做好哨子交给两方
2019年12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一位研发人员上班后，在开展工作前，照例浏览一下mNGS（宏基因组二代基因测序）自动分析结果，发现了意外。[2]
“SARS冠状病毒”的结论，自动显现在一份样本的检测报告上。他心头一紧：难道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了？当即放下手头要做的工作，全力深入分析。
12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内部交流“发现新冠病毒”的微信截图。
探究之中，他与“专业上司”不断沟通，部分谈话截图如上图，两人做了充分考量权衡。
12月27日，他们组装成接近完整的“新型病毒”基因组序列，共享给中国医科院病原所。并电话告知（注意没敢提交正式报告）送样的武汉中心医院：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严重（人传人），提示要隔离患者。医院当即采取了隔离措施。
同时，微远基因无害化销毁病毒样本，消毒实验室，确保自身安全。
因为新病毒有高传染性，会人传人，才要隔离。微远基因在第一时间做了第一套“警告疫情的口哨”，交给上级，同时交给武汉中心医院。
28日，微远基因公司的领导，再次跟医院和疾控中心（CDC）的人通电话，提示情况严重。29日亲自去武汉，跟医院领导汇报，30日去疾控中心，向领导当面汇报、交流，一切都在紧张、保密中进行。
30日，微远基因得到了友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新型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样本来自武汉中心医院另一患者。两个病毒一致，这样在基因水平上，证实了人传人。
可以这样说，微远基因在第一时间做了两个“警告疫情的哨子”，分别交给了武汉中心医院的领导、武汉疾控中心的领导。他们焦急地观望，等待着“接哨子”的两方吹响疫情的警报——但是这些领导，都是受上级党的领导，让党自己吹疫情口哨、“破坏稳定”，无异于痴人说梦。
微远基因的专家们，就这样在焦急和愤懑中期盼，眼睁睁地看着疫情在人间悄然扩散。
（二）省中西医医院张继先，两次做哨交上级
12月26～27日，武汉的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两位感染特殊肺炎的老两口，又叫来他们的儿子，三人肺部都有特殊影像，典型的家庭互传。这是在实际病例层面，确定了人传人！
同日，发现另一家华南海鲜市场商户有同样病症。当日，张主任上报医院，再上报市疾病防控中心。同时，让科室医护人员戴口罩，订购隔离服（不是防护服）——整个科室基本得以保全。
28～29日，华南海鲜市场又有3名患者入院，在张继先的努力下，中西医结合医院再次上报。事后，张继先被官媒表彰为上报疫情第一人；2020年2月4日，被湖北省记大功奖励；同月，被定为2020年全国劳模推荐人选；3月5日，被国家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张继先太天真了，她连续两次做哨，交给了上级、交给了党，她相信党会拿着她的“预警哨”，四处吹响。所以，她严格遵守纪律，只向上级汇报疫情，没有在网上泄漏“机密”，对亲朋好友守口如瓶，连医生内部都没有扩散消息，仅仅是让同事简单防护而已，没想到，党拿起她做的“紧急疫情哨”，吹出来的，却是“和谐稳定”的旋律——后面大家会看到！
党表彰她，是为医生树立一个听话、守纪、向人民隐瞒真相的样板。
（三）北京博奥，做哨惊爆
12月30日，北京博奥检测报告单传给武汉中心医院，艾芬主任在SARS上画红圈，传给各微信群组。
2019年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基因检测报告，传给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看到后，用红笔圈出“SARS冠状病毒”。当医生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了过去，并转发给医院的各科室组群——仅仅是发了图片，对医生来说，无需解释。艾芬说自己不是疫情的“吹哨人”，而是“发哨子的人”。
接到艾芬发来的哨子，李文亮、刘文、谢琳卡等医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吹响了，他们不但转发图片，还做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李文亮解释的较多、较详细，自然，他受到警方的打击相对较大。
李文亮微信截图，转发的艾芬传来的报告，并尽可能做了详细解释。
网络由此被引爆。疫情的哨声，虽然只是在医院同学、医生同事之间吹响，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听到，人民还在瘟疫的轻风里飘摇，但毕竟有很多医生和家庭开始了自我防护。
（四）博奥的SARS报告错了吗？没有！中共在玩弄法律。
现在中共管控下的大陆媒体这样说：“就是这份（注：指北京博奥）犯了一个小错误的检测报告，却直接引起了武汉医生们的注意，通过社交媒体吹响了对公众的警哨。” “他们的基因库不够全，也可能是没做复核，所以犯了一个小错误，实际上跟SARS不是一回事，就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警方处理“8名造谣者”和“李文亮为代表的医生”，官方的辩护词也是这个逻辑：确实不是“SARS（萨斯）”，所以警方说他们造谣（发现了7例SARS）、处理造谣者“是正确的”！
真是这样么？
警方处理那些医生的时候，警方知道“SARS冠状病毒”（SARS-Cov）和“SARS样冠状病毒”（SARS-CoV-2）的区别么？那时候连学术界还没搞清楚，后来才把两者分开，警方代表公检法这个庞大的系统，怎么能“未卜先知”地拿后来的标准，提前去判以前的案子呢？如此违背了“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怎么中共的整个“公检法”界，对如此执法犯法、歪曲法律，群体缄默、万马齐喑呢？
就算后来学术界把SARS-Cov和SARS-CoV-2分开了，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也没有错！因为病毒的分类信息一直都不统一，国际上的分类规则、方法也不统一，在世界学术界公认NCBI分类系统中，新冠病毒属于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CoV-2），是划分到萨斯（“SARS冠状病毒”，SARS-Cov）下面的。
正因为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分类原则，2020年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才把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直白地说，就是“SARS二代”！
所以，按照当时公认的NCBI分类原则，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SARS冠状病毒”——并不错！艾芬、李文亮等医生转发的发现“SARS”也没有错，二代的SARS也属于SARS！
可叹的是，当今只有海外独立于中共的媒体，才能发出这样正义的声音：北京博奥的检测报告、艾芬、李文亮等医生转发和吹响的警哨，在科学上并没有错，并不是谣言——真正的造谣者，是中共的整个系统，肆意违法、违背法律原则，公检法对此不但不纠正，还不追究，继续混淆视听。
中国学术界对【SARS-CoV-2】的命名，开始并没有异议，都接受，都使用这个正规名称。那么，COVID-19是咋回事呢？COVID-19是世卫组织命名的疾病名称，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得的病叫COVID-19。所以，SARS-CoV-2和COVID-19是并行的两个国际名称，对于病毒来说，应该遵循国际病毒委员会的命名：SARS-CoV-2。
但是，SARS-CoV-2在给中共打脸！因为2003年萨斯瘟疫“莫名其妙”地消失之后，中共宣布战胜了SARS（钟南山却坚持说：SARS还会卷土重来），现在SARS-CoV-2，二代“升级版”来了，中共没脸面对，所以指使中国的学术界，向世界发出改名的倡议，要把SARS-CoV-2改成2019-nCov，抹掉中国人对萨斯的惨痛记忆，和对中共的质疑。
这种文字游戏，和中共在新地图上、在推行的“新文化”上，把“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样的，都是要抹掉人民的记忆，那些可以声讨中共的历史记忆。
（五）哨声随着训斥惩戒终止
12月31日凌晨1点半，吹哨人李文亮被连夜叫到武汉市卫健委查问。天亮后，又多次被叫到医院监察科检讨。
同日，吹哨人刘文也被医院约谈查问，吹哨人谢琳卡被警方电话查问。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 8人已被警方依法传唤、处理。
1月2日，艾芬这个“造谣源头”遭到医院党委书记蔡莉等人的严厉斥责：“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3]” 艾芬几乎崩溃，从此闭嘴。
刘文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从此闭嘴。
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传唤，在《训诫书》上签字，从此闭嘴。
艾芬对自己当初的闭嘴，痛悔不已：“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1]
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闭嘴做顺民？因为中共当局威胁的背后，是强大的迫害。远的不说，1989年6月4日，向反腐败、反专制的请愿学生群体开枪，血洗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学生被诬蔑为暴徒；替人民说话的赵紫阳，被终身监禁，一直到死；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谎言和暴力做到了极致，经济剥夺（下岗）、名誉搞臭（诬蔑）、肉体消灭（迫害致死），大兴冤狱，大搞“思想犯罪”……
此时，只剩下海外那些“吹哨媒体”，在向世界大声疾呼：中共在掩盖疫情，已经人传人了，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可是，因为中共封网，大部分中国大陆的人，看不到也听不到。
（六）复旦张永振，做好哨子上交，中共内紧外松不吹哨
1月3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收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快递来的样本。整个团队加紧检测，1月5日凌晨，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测出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当日，张永振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这是高级专家的首次、正式预警，张永振团队做出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交给中共，等待吹响。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是内紧外松，不能让外部知情。武汉开政协、人大两会，党员也要为和谐稳定牺牲（会后至少有200多人出了状况）；民间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逛市场大采买，筹备年货频繁出行，在瘟疫的旋风里飞舞，浑然不觉。
（七）人传人四方出铁证，专家组两度唱稳定
2019年12月31日，国家派出第一批专家组赴武汉。1月4日，专家组公布结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随着染疫的人越来越多，2020年1月8日，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专家组长王广发1月10日宣布：“未发现明确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可治。”
被全国人信赖的专家组，两度错报，百姓放心大胆地年终聚会、走亲串友、四处旅行。国家级的专家精英，因为做了瘟疫扩散最强力的推手，招来骂声一片。
王广发为首的专家，全面甩锅给武汉当地，说武汉卫健委、医院合伙欺骗他们，自己毫无责任——真是这样么？中共大跃进的时候，高官们视察下基层被骗，一手推起了浮夸风，这些高官没有责任么？
就算是被武汉市医院所骗，可是这些专家组，是知情而来的，他们看到了三方、四方上交的“紧急疫情哨”——
微远基因、北京博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张永振团队，这三家单位在基因层面上，分别认定了人传人的危险病毒；武汉的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在临床病例层面上，确定了人传人。这四个单位的独立工作，都上报给了上级、直达中央。
这些中央的专家组，看不懂基因层面的报告？基因层面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铁证，病毒学家都能看懂——难道中央派的国家级专家，没有一个懂病毒学的？只是一批看病开药的大夫专家？
即使如此，还有张继先上报的临床病例报告，同样是“人传人”的明证，怎么这两批“大夫专家”，没人看懂呢？
讽刺的是，中央级第二批专家组长王广发16日回京，17日患轻微结膜炎，18日发热，20日自我判断被新冠病毒感染，21日检测阳性，自身证实了人传人！
作为众矢之的、被百姓痛骂不止的王广发康复后，3月5日被国家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民间大感诧异，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王专家1月10日在央视发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打脸4方上交“紧急疫情哨”的专家，和中共维稳的宣传完全合拍；又因为王专家事后全面甩锅给武汉市，又与中共高层的甩锅策略如出一辙，在替中央甩锅，如此与党高度保持一致的专家，怎能不被中共评为全国先进、立为标杆？
（八）复旦张永振，再做哨子交世界，被勒令停业！
复旦大学的张永振教授，对疫情不敢有丝毫怠慢。他1月5日上报，把“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之后，焦急地等到了1月10日，还没反应，索性将新病毒基因组序列共享上网，这是全球首次公开。
这次公开意义重大！因为全球的病毒学家，会从基因序列上，判断出这是SARS级别的病毒，识别出高传染性和致病性，认定这是一场劫难性的瘟疫，从而催动中共高层早日公布疫情。海外的科学家随时可能抢先响应这个学术热点，构成向中共领导的逼宫。
张永振此举，仅仅是违背了中共“不准向外界泄漏病毒信息”的临时新规而已（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早在1月2日就完成了新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只是听话地交给了上级，没敢公布）。违规的代价很小，意义却极大——他做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了全世界的病毒学家，等待他们向全世界吹响，自然能让中国“共振”。
没想到，身兼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的张永振，1月12日得到结果，竟然是被市卫健委勒令：公卫中心关门整改！却不讲任何原因。
张永振提交4份报告，申请重新开放公卫中心P3实验室，进行病毒相关研究，苦等无果，直到疫情失控，又等了4天，到1月24日方得获准。
更没想到的是，国际上对张永振公开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不热衷于做功能性解读——因为国际上都相信了中共官方的宣传：可防可控，疫情不重，没啥大不了，谁还急着解读？麻痹大意，把张永振等着救命的“紧急疫情哨”搁置了。
（九）再搏捂盖人传人，三查专家下定论
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已经没法掩盖了。1月17日开始，中央派出第三批专家组去武汉。组长钟南山18日晚上到达，19日力追隐情，终于追出了1个病人传染14名医护人员的事，但是武汉方面只是私下向钟南山承认，并及时补充一句：那些被感染的医生护士，还没有最终确诊（核酸标准）。因为钟南山去武汉之前，已经在广东了解了一个人传人的武汉肺炎病例，所以此时，钟老已经明白了真相。
1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病毒传染力不强、风险低、可防可控。
1月19日，武汉市遵循“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4]的原则，在没有得到中央授权的情况下，为中共的维稳，做最后一搏——疾控中心主任李刚继续掩盖疫情，机械地、背诵稿件一般地宣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可防可控。”
1月20日，钟南山对维稳唯大的“大局”反戈一击，在电视发布会上宣布：“肯定人传人了。”
这不是吹响“疫情预警哨”，因为疫情已经失控，捂不住了，要封城的消息两天前已从内部传出，武汉人心大乱，才不得不承认的。
从武汉封城的决定传出，到1月23日10时封城，《新冠瘟疫：回溯误区 惊见根源 根本治愈》一文根据往年的武汉空城率，计算出封城前离开武汉的500万人中，约有300万是计划外逃离，是被吓跑的，瘟疫洒向了全国、世界。
（十）吹哨媒体传真相，中共捂盖假宣扬
前面先后有四路专家，做好了“紧急疫情哨”，交给上级、直达中央，急切地等待着中共吹响，解万民于倒悬——可是，等到的却是中共维稳第一，吹响了和谐稳定的乐章，直到再也无法掩盖。
与1月20日中共不得不承认人传人对比，早在1月4日，海外阿波罗网，就通过深入、严谨的分析，确定了武汉疫情爆发，已经出现人传人了。
海外独立中文媒体阿波罗，早在1月4日就通过严谨分析，揭露了武汉疫情人传人的真相。
中共大外宣的战略下，海外很多中文媒体，被中共收买，成为中共的传声筒，真正独立、不屈从于中共利诱的中文媒体没多少。这些媒体，如阿波罗、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看中国、明慧网等，一直在揭露中共的谎言，揭示疫情真相，不少人是因为看到这些网站的真实报道，才提前逃离武汉、逃离中国大陆的。
而中共控制的各种媒体，以维护中共统治为第一要务，始终是掩盖式宣传，只讲好消息、只做“正面”宣传、传播“暖新闻”，掩盖各种疫情数字，销毁疫情数据，要求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对外泄露，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中共在疫情数据上大肆掩盖、造假的证据和揭露。
朝阳市卫健委遵照中共上级指示，命令销毁疫情文件数据和签署保密承诺书的红头文件。
因为相信中共的宣传，世界各国被谎言麻痹，已经造成了空前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世界各国在痛揭中共谎言的同时，也须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对这么多独立于中共的、一直为疫情向全世界紧急吹哨的媒体淡漠？对他们吹响的“真相哨声”充耳不闻？早些接受真相，何至于此？
世界各国受害，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忽视了海外吹哨媒体的正义之声，误区尤在，警哨未听。
既然巨大的损失，是因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导致，那就该到那些“不被中共控制和利诱的独立媒体”，去听听“警醒当今中西方误区”的哨声，看看解决疫情、救人的正确方法和活生生的有效例证，而不是迷惑于中共的新外宣、新计策，沿袭中共的抗疫方式，那必将沿袭中共让人民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生命的代价，遵循中共所谓的“有效措施”，将一错再错，一失再失。
参考文献：
[1] 龚菁琦，《发哨子的人》,《人物》杂志, 2020年3月，文章被中共舆控部门勒令删除，封面人物被替换，转载被大量删除，但仍有躲过“中共网路屠杀”的网页。
[2]《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新民晚报》，2020年1月30日。
[3] 《蔡莉，快点主动辞职吧，别太难看！》，凯迪网，http://m.kdnet.net/share-13640351.html
[4] 邓琦，《武汉市市长：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新京报》，2020-01-27
(做哨子的人与吹哨媒体——揭开被继续掩盖的真相 全文完)（2020/04/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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