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归真
来源:正见网
历史上很多的恶人，都有自己怕的人。而所怕的人不是那些和他们一丘之貉的恶人，反是那些善良正直的人。
唐朝的李师古专横跋扈，欺上压下无恶不作，但是他对杜黄裳却有所顾忌，不敢无礼。他曾命令一个心腹之人，准备了几千贯钱和一辆价值上千贯的车子，想送给杜黄裳。这个心腹之人非常谨慎，没敢立即送去，而是先到杜黄裳家的门外观察了几天。一次他看到从宅院里抬出一顶破旧的绿色的小轿，后面跟了两个穿着破旧的黑衣服的婢女。他于是问旁边的人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有人告诉他是宰相夫人。此人急忙回去，将情况告诉了李师古。于是李师古就放弃了贿赂杜黄裳的计划，终生不敢对杜黄裳失礼。
原文：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自《幽闲鼓吹》）
文：爷爷口述 良言整理
来源:正见网
中国有很多神童，主要是在文学等方面多一些。比如甘罗十二岁拜相、康熙十四岁登基等等比比皆是。在民间其实不为我们熟知的更多，我们今天就讲一位九岁的武术高手。
有个说法，叫“山东出响马”，说的是山东出强盗。事实并非如此，山东练武的多倒是真事。这个故事是四十年前发生在山东某地的故事。山东有一户姓陈的人家，父母都是练武的，是高手。他们膝下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九岁，取名陈灵。父母当成掌上明珠一样看待，但是并没有娇生惯养，父母都将自己的高超武艺传给了这位女儿。
一日父母出去办事，留小陈灵自己在家。父母刚出去不久，就有一位外地的彪形大汉，找陈灵的父母比武切磋（据说此彪形大汉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高手）。见只小陈灵自己在家，就开玩笑说：“是不是看我来，你父母害怕都躲出去了，留你自己看家。”小陈灵口齿伶俐，回答说：“我父母觉得你不值得一打，才离开的。”说的这位彪形大汉脸红到脖子根，说：“太欺负人了，一会一定教训教训你的父母，也问问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小陈灵不服气的说：“想切磋还不容易，咱俩切磋就行了。”
小陈灵说完便取出一杆长矛枪，说：“不服气就较量一下。”彪形大汉也不示弱，用大刀回应。大战十几个回合，小陈灵突然枪风一转，刺向彪形大汉的脖子，彪形大汉慌忙去躲，小陈灵顺势用枪挑住彪形大汉的衣服，用力一挑。就将彪形大汉给挑到一个大油缸里（原来这户人家平时就是卖油的）。大汉被泡在油缸里，爬出来一身狼狈。
这时孩子的父母回来了，邻居也赶过来看热闹。彪形大汉不依不饶，邻居说：“被一个九岁孩子挑到油缸里，也不是光彩事，就算了吧。”小陈灵的父母也来道歉，彪形大汉自觉没有理，没趣的离开了。从此孩子的名声就在江湖上传开了。
有句俗话叫“莫欺年少”；还有句俗话叫“自古英雄出少年”；还有句俗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都是一个一个意思，小孩子年少顾虑少，更容易创出一番新天地吧。
文：陈曦
来源:正见网
传说吴王夫差晚上做梦，梦见三只黑狗在叫，一会在南一会在北，炊甑也断了烟火。他醒来之后，立即召集群臣解梦，没有人可以解释。于是，夫差便召见公孙圣。公孙圣听到消息后，便与妻子诀别，说：“大王作了恶梦召我解梦，决非好事。可是我又不能说谎，说真话必定被他杀害……”夫妻含泪话别。
公孙圣来到殿前，夫差将自己做的梦告诉了他。公孙圣说：“这是亡国之兆！狗叫，说明宗庙没了主人；炊甑无气，说明粮食已绝。”吴王果然大怒，杀了公孙圣。不久，越国兵马杀将过来，夫差对左右说：“我不该杀公孙圣啊，你们快唤他出来吧！“众人三呼公孙圣，公孙圣果然答应了三声。最后，吴国最终被越国所灭。
古人的正直，在遇到明君时，会得到推崇，遇到昏君，生命就堪忧了，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在他们的眼里信守传统的价值观，维护真理比生命重要。一个正直的人是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敬仰的。
原文：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文：A. H.
来源:正见网
谈起巴黎公社，很多人都会想到1871年经由血腥屠杀所夺取的短暂政权。但研究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史上其实出现过两次“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在人们所熟知的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第一次巴黎公社了，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名称，并延伸了其组织结构与暴力手段。
现有的大量史料和各类研究都表明，在两次巴黎公社的背后都出现过秘密教派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也译作“光照帮”）与共济会（Freemasonry）的影子；同时，1792年巴黎公社和1871年巴黎公社无论从组织名称、行动纲领到具体采用的血腥手段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见，两者虽然相隔了数十年，但完全可以视作是相似性质的群体所做的相似类型的事情。
现有的一些共产理论习惯于把法国大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本身就是共产邪灵为搞对立杀人而编造出的一个牵强附会的政治口号罢了。今天那一个个富可敌国的中共权贵里又有谁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邪灵把人群强行划分为各类所谓相互对立的“阶级”，又鼓吹“阶级斗争”欺骗一个群体去打杀另一个群体，美其名曰“大革命”，以便于从中牟利。要知道“革命”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革除性命”，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杀人”，那么“大革命”换个词就是“大屠杀”，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一个事实。
法国大革命时期，艺术正好处于新古典主义（Néo-classicisme）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下，邪灵恶鬼与诸多内外因素的介入也让这一艺术流派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我在《警惕邪党风格的绘画》等文章里谈到过1871年巴黎公社画家们推崇的现实主义画派（Réalisme）以及其后共产苏联所承袭的那一套东西从风格技巧到表现内容都充斥着邪灵因素，是需要摒弃的糟粕。而本文所讲的新古典主义由于其本身并非专门为邪灵而产生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邪灵影响、利用了一段时期，所以还不能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之类纯粹的共产主义艺术流派同等对待。但正因为如此，为避免在研究、学习这类新古典主义艺术中被邪灵所污染，搞清楚其中的具体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了。虽然谈起来各类因素错综复杂，但历史就是这样，史上的艺术流派与艺术家们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一步步理清脉络。
简述新古典主义风格产生的艺术背景
十六世纪后期，为了制约当时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会鼓励艺术家们在描绘宗教题材时应在作品中表达出神圣的感情，从而激起信众对天堂的憧憬和向往，因此促成了十七世纪巴洛克风格（Baroque）的诞生与发展。从一些教堂的天顶画或者表现神世界大自在的美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充满动势的活跃构图、辉煌壮阔的神圣场景、雍容华贵的精妙装饰、深具感染力的光影色彩等诸多艺术元素旨在向人们展现壮丽、伟大的天国世界，表达的是人对神的颂歌。
当然，艺术表现的风格、主题是多元的。尤其在人世间，平和理性乃是常态，这一点更多出现在美术史上与巴洛克并行的古典主义风格（Classicisme）中。古典主义是以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为典范所体现的美学观，崇尚理性，遵循规范，在典雅、和谐的艺术中寻求真理。
然而启蒙运动（Lumières）的出现以实证科学的发展和各类启蒙思想、无神论、唯物论的推广来削弱人对神的信仰，让受其影响的人越来越远离神，注重现实。到十八世纪承袭巴洛克风格的洛可可（Rococo）时期，艺术作品体现出向两方面发展。
在宗教艺术中，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表达天国的神圣与辉煌，在艺术形式上除了继承此前巴洛克风格的活跃动势、恢宏风貌外，还注重技艺手法的轻松灵巧与装饰元素的丰富纤细等创新因素。
而世俗艺术中更多描绘的则是人世的浮华与情感的细腻浪漫。相较于前人，此时的世俗主题多表现上流社会快乐生活、追求情爱等内容，或以神话题材来做隐喻，表达生活的乐趣。由于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口味，在一向以古典主义传统著称的法兰西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里，也曾有数任院长和大量教师是从事洛可可风格创作的艺术家，包括这一风格的代表画家布歇（Fran?ois Boucher）都在1765年到1768年间担任过院长。
对于一种艺术风格，有人喜欢，那么自然就有人不喜欢。部分口味更为古典的艺术界人士逐渐对洛可可风格繁杂琐碎的装饰与奢华享乐的风潮感到厌倦，而寻求发展原先的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在启蒙运动大力宣扬理性主义思想的普及下，这种趋势渐渐开始影响到更多的人。以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普鲁士考古学家兼艺术史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对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这些古城遗迹的实地考察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热情。随着法国的维安（Joseph-Marie Vien）、意大利的巴托尼（Pompeo Batoni）等著名画家的具体实践，新古典主义画风逐步成型。
温克尔曼希望以一种理想式的文化来重建古希腊文化艺术。但他和其他一些考古学家所看到的古代雕塑和建筑文物其实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与时间的磨砺后所留下来的状态。今天经过现代科技研究发现，古希腊无论是建筑还是雕塑其实都会被当时的人涂上丰富的色彩，然而在两千多年里，由于色料被慢慢侵蚀、风化，基本上都失去了颜色。所以这种因为时间而导致的和谐、简洁、单一的无色风格并不是原本色彩斑斓的古希腊艺术真正的面貌。但误解了这一点的温克尔曼提出新古典主义艺术的理想应该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e）。从其后很多这一流派的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朴素、明晰、庄重等特点中，就能体会到这种艺术理想在实践上带给人的直观感受。
艺术与政治
当邪灵没有明目张胆地入侵、控制人类艺术时，我们都能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艺术发展中出现的各大流派及分支，其中也包含艺术风格多元化的体现。然而，一旦邪恶因素开始系统地接管人类艺术、宣传杀人革命，那么这些事情的性质就不能再和正常的艺术同日而语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不论是艺术家还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能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来，实质上就是从思想上被邪灵操纵、控制了。
本文所要讲述的内容集中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狂乱的历史时期，因此而列举的一些作品和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期的特点。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被邪恶操纵思想的人就是恶魔，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人被邪恶利用了。因为人活在迷中都不容易，在社会的潮流与动荡中，很多时候是难以自主、身不由己的，很容易就被邪灵利用。所以，往往是邪灵利用着被迷惑的人做坏事，而人的本质却不一定坏。同时，这一时期的艺术也不代表整个新古典主义艺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以及同一时期的法国与世界各地，同样有众多立意深刻的新古典主义作品没有被邪灵影响，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就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了。谈起大卫，很多不懂美术的中国人都可能知道——就是中国学生美术课本里那个画《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的画家。因为大卫在作品里把马拉这个鼓吹暴力、杀人如麻的屠夫美化成了一个仁慈而又勇敢的英雄，中共政权为了宣扬“革命斗争”而宣传了这幅画，让每个中国学生都去学习它，用来搞红色洗脑。
大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交替之际对欧洲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史上对他的争议也比较大，其中有对他优秀绘画技巧的赞赏，也有对艺术被沦为暴力革命宣传工具的悲哀。
艺术从最开始就是为表现神而出现在神殿里的，因此以赞颂神明、维护道德为己任的艺术家们所处的基点一直都很高。在美术史上也能看到，早期著名的艺术家总是与教宗、主教、帝王、贵族们打交道，可见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与视野也都是不低的。早期艺术表达的题材基本全是宗教题材，其后有关于世俗王权题材的，也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理论基础之上的，归根结底还是与神有关。
在普通民众中，优秀的艺术家也备受尊崇。拿绘画来说，早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就一直觉得绘画是不可思议的行业：画家能把一张白纸或一块木板变成映入自然景观或真人样貌的镜子。尤其当画得很像时，当时的人会认为画家的技法其实是神赐予的法术。所以技艺高超的画家会被认为是得到神关照的人，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并且创作自由度相对较高。
也就是说，艺术家们有着自己的骄傲，在美术理论定型的框架内不会轻易受政治、权力因素的影响而在艺术上让步。举个雕塑家的例子：拿破仑（Napoléon Ier）掌权后，找雕塑家卡诺瓦（Antonio Canova）为他塑像，卡诺瓦按照希腊化时期雕塑风格把雕像塑成裸体形像的。拿破仑不希望人们看到他的雕像一丝不挂的样子，于是建议雕塑家给雕像雕刻出衣服，但卡诺瓦不高兴地回答道：“同诗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如果一位诗人把社会下层民众所惯用的语句和方言引入到一部悲剧中，他将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责。同样，我们雕塑家不可能让我们的雕像穿上现代的服装而不遭到相同的谴责。”最终，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也只能被迫接受他的雕像是裸体的现实。
大卫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大革命时期公开宣扬艺术为革命政治服务，而这是大多数艺术家都不欣赏的事情。艺术史家们评述大卫的时候，经常提到一些艺术之外的内容——就是他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与时机意识。大卫在路易十六（Louis XVI）还有实权的时候通过接受其官方委托发展起来，还被选入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而当政治风头转向革命者一端时，大卫又在合适的时机倒向了革命那边，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公社，他成了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挚友，也是其雅各宾派（Jacobins）成员之一，当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由于政治需要，大卫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并且关闭了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在巴黎公社的“恐怖统治”时期（Terreur，1793年-1794年，中共则美其名曰“雅各宾派专政”），大卫担任恐怖统治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委员之一，负责宣传暴力革命。
各种新“国教”的背后
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不少为权力和利益趋炎附势的艺术家，但这一时期的大卫之所以受到更大的争议，与他所服务的政治势力对正教信仰的迫害镇压有很大关系。毕竟，在两百多年前信神的人还是很普遍的。而为一个排斥神、践踏传统宗教信仰并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政权唱赞歌、搞宣传，这确实让很多还有正念的人难以接受。
以马克思邪说为宗旨的教科书上总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写着法国大革命是由不同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描绘成视财如命、一切从金钱出发的守财奴，让人下意识地觉得好像自古以来人类只信仰钞票。其实那是骗人的谎言与洗脑的手段。杀人夺财往往都是革命者中的小喽啰或下层炮灰们所热衷的活动，而要想改变社会，没有某种核心的意识与遵从这种意识的组织层、领导者根本不可能。从十八世纪末到今天一直都有理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被光明会所控制的共济会推动实现的，而在雅各宾派中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共济会成员，这些人严格遵循着某些精神性的要求处理各方面的事务。
有资料显示，很多当时的革命领导在生活上具有一种宗教式的廉洁。虽然他们以物质利益煽动社会下层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各类社会流氓造反，但对自己的做派却要求严格。后世一直都有许多对罗伯斯庇尔等人嗜血成性或政治极端的指控，但却鲜有人说他们个人生活如何奢侈腐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历史学研究中都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背后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金钱。从革命势力一上来首先把矛头对准信仰，要求教士还俗，关闭教堂，发展到屠杀教士，再到建立新的国教等一系列行动都能给人一个清晰的感觉：如果说夺取政权只是行为手段的话，那么消灭正信恐怕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为了消灭对神的信仰，雅各宾派领导的革命势力不仅取缔传统宗教，强迫神职人员还俗，还屠杀教士与信众。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将近1400名囚犯被杀，这里面的人大半是以各种莫须有罪名临时抓捕来的，而其中还包括233名拒绝宣誓服从《教士公民组织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的天主教教士。实际上，不少曾经完成宣誓程序的教士也在这波运动中被捕遇害。可见，那些所谓的罪名和理由只不过是嗜血邪灵随便找的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
对传统信仰的打压还体现在一种新历法的颁布上，由雅各宾派的无神论议员罗姆（Charles-Gilbert Romme）和投赞成票处决国王的吉伦特党（Girondins）议员费里（Claude Joseph Ferry）组织一群学者与科学家共同制定。传统历法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作为纪年的开始，今天叫作公元纪年；同时，西方的每一天还对应着一位圣人的名字，这些传统已经沿用至今。但当时被称为“法国共和历”（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法国大革命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ais）的新历法，由于把宗教信仰视为敌人，于是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之日1792年9月22日定为“共和国元年元月一日”，并把原有日子、月份的宗教或神话色彩名字改为以植物、矿物、动物、自然现象等唯物、无神论范围内的词汇来命名。此举旨在割断传统历法与宗教的联系，抹去正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痕迹。比如法国革命史上常出现的“雾月”（Brumaire）、“热月”（Thermidor）等词并不是法国的传统词汇，而是为破除传统月份的原有词语而新造的。这种历法从1793年10月6日通过法律正式生效，沿用到1805年9月9日，被拿破仑废除。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曾短暂地死灰复燃，在5月份沿用过8天。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美术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由于下层人妒忌贵族的华丽风格，因此社会风俗、生活乃至衣着，都被进行了革命，比如人们被要求取消假发和非常华丽的时装等等。不仅如此，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人们说话、演讲时用行政词语“公民”（Citoyen, Citoyenne）代替了传统的“先生”（Monsieur）、“女士”（Madame）等称呼，而一些早期共产主义派别的人则互相称呼“同志”（Camarade）……
虽然这些纷乱的社会现象对人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但人的观念却不可能立刻改变。由于那个时代的普通大众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没有基督教的生活，难以达到邪灵消灭正信的目的，于是邪恶就编造出一些邪教来取代原有的传统宗教。
1793年秋，巴黎公社中的无神论者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和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推出了一种无神论宗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作为法国的国教，其教义否定一切神，只崇尚人的理性。由于取缔了基督宗教，巴黎圣母院等一些原宗教建筑被改造成“理性庙”（Temple de la Raison），用来在“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上针对一个虚构的无神论“理性女神”（Déesse de la Raison）举行崇拜仪式。
图例：蚀刻版画《理性节》（Fête de la Raison），15×9.5厘米，作者不详，作于1793年。
学过哲学的人很容易从这种极端强调人的理性却否定神的邪教背后看出启蒙运动思想的痕迹。而“启蒙时代”的法语正式名称是“Siècle des Lumières”，直译为“光明的时代”；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还出现过“Siècle éclairé”的说法，可直译为“被光照亮的时代”。“光明会”或“光照帮”也因此而得名——拉丁语的“启蒙时代”（Aevum Illuminationis）一词与拉丁语的“光明会”（Illuminati）在词根上是完全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中魔鬼路西法（Lucifer）名字的含义是“Porteur de lumière”，即“带来光明者”。那么光明会以及启蒙运动是被谁带来的？魔鬼所带来的“光明”有可能是真正的光明吗？
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启蒙运动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学校里都这么教。但实际上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为的是从思想上打掉人的正信，并为其后的杀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启蒙运动的那帮人各行各业都有，但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在反对传统宗教信仰上是一致的。他们把对神还有着虔诚信仰的时代形容为黑暗的时代，自诩为“光明人”（Hommes des Lumières，现代中文里被转译为“启蒙主义者”），为的是消灭信仰，把魔鬼的“光明”带到人间，建立“光明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突出的人物，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等等，其实都是有选择地被写入教科书的。以中国的义务教育来举例，中共有目的有选择地在教科书里放入一些观点亲共的历史名人，让中国人从小就建立起一个被邪灵规划了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信息相对开放的今天，光明会在历史上渗透共济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话题，早已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而中国人所熟知的许多历史名人其实都是共济会成员，比如常年辱骂基督教的伏尔泰（Voltaire）、大肆宣传无神论的霍尔巴赫（Paul Thiry d’Holbach）、公开反对君权神授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等。由于时代已久，有的人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史料证据证明是共济会成员，但却与那个圈子密切相连，亲密合作，例如写书论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而许多在西方历史上有名的圣人及其事迹在中国却毫不知名，甚至被政府机构控制着不让传播。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份子而言，各个时代中肆意亵渎神灵的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十九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之流却远比路易九世（Louis IX，被册封为圣徒的法国国王，以虔诚与仁政、德行闻名）要知名得多，这不得不说是某种蓄意控制的结果。读书人根本想不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去学习、崇拜的名人好多都是些战天斗地的疯子，而对好人却知之甚少。
“理性崇拜”这种完全不能让人信服的无神论“国教”注定是短命的。埃贝尔那伙人在1794年春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被杀后，罗伯斯庇尔认为民众接受不了完全的无神论，开始鼓吹一种另类的有神论，发明了一种新的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作为新国教，崇拜某种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8日推出了“至上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巴黎地区自然是由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大卫来组织，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当年的人造山周围举行。
图例：油画《战神广场上的至上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 au Champ-de-Mars），作者：德玛希（Pierre-Antoine Demachy），作于1794年。
这个新版本的国教很明显带有当时已故的伏尔泰观点的影响。伏尔泰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虽然承认存在一种人所不知的至高力量规范宇宙的运行，但否定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和神迹。他认为所有被称作上帝儿子的都是巫师行骗的故事，因此敌视天主教会，把基督教归结为盲目的迷信。他在给普鲁士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的信中甚至写道：“只要有骗子和白痴就会有宗教。”（“Tant qu’il y aura des fripons et des imbéciles, il y aura des religions.”）他之所以敢在那个时代如此胆大尖锐地攻击传统宗教，与其背后团体势力的宗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从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启蒙运动者一起编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就可以看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
实际上人们都知道，那一个个奇奇怪怪的邪教自然是无法哄骗大众的，它们的昙花一现依靠的是流氓势力的武力强制与屠杀威慑。随着巴黎公社在1795年的垮台和武装力量的更替，没有几个人会真的去信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几年后还出现过类似“有神博爱教”（Théophilanthropie）之类新兴的东西，但都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这种隔三差五就蹦出一个“某某教”的现实，却从直观上削弱了所有宗教在人心目中的威望。
死亡艺术
1793年夏到1794年夏的一年内，雅各宾派主导巴黎公社在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恐怖暴力写入正式的官方文书中，订为政府的国策。当时所记载的巴黎死刑人数为2639人，全法国被处决总数为16594人。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布判决就被杀害。从1794年6月10日开始，公共安全委员会还通过法律开创了一个后世称为“大恐怖”（Grande Terreur）的时期。从6月10日到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前，法律规定每个市民均有权逮捕反革命者及其同党，并要将被抓捕者交给治安官员，而该治安官员则必须马上正式指控被捕者。同时，恶名昭彰的“革命法庭”（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禁止被指控者雇律师或自我辩护，不得对判决结果上诉，并规定死刑是唯一的刑罚，死者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
因此，这种变相鼓励随便杀人夺财的法律允许革命法庭在断头台当场宣判处决数千人。社会流氓也把不少人诬陷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人仅仅由于单纯受到怀疑就被捕处决，当然还有不少是因其他一些私人恩怨而被借机灭口的。在动荡的时局下，一些暴徒任意攻击弱小致死的事件也不计其数。
我们早已知晓，这种嗜杀的疯狂和对血腥的渴望来自于邪灵。虽然在现实里体现出来的暴力与屠杀是在历史的演绎中一步步升级而来，但邪灵早已存在，并影响着人的心智。这一点可以从与人类思想紧密相联的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
仍然以当时的代表画家大卫来举例。大卫前期的作品在主题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画别人是怎么死的。他在1794年失势前画了至少10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甚至其中一半的题目直接就是“某某之死”，例如：
《塞内卡之死》（La Mort de Sénèque，1773年）
《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Les Funérailles de Patrocle，1778年）
《十字架上的基督》（Le Christ en croix，1782年）
《安德洛玛刻在丈夫尸体前的痛苦哀悼》（La Douleur et les Regrets d’Andromaque sur le corps d’Hector son mari，1783年）
《苏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1787年）
《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1789年）
《勒贝勒提耶之死》或《勒贝勒提耶的最后时刻》（La Mort de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 ou Les Derniers Moments de Michel Lepeletier，1793年）
《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1793年）
《送往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conduite à l’échafaud，1793年）
《年轻的巴拉之死》（La Mort du jeune Bara，1794年）……
图例：油画《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作者：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作于1784年。
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虽然不是死亡场景，但其背后的故事与立意也是可怕的，比如他那副著名的《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1784年）。作品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罗马与相邻的阿尔巴朗格（Albalonga）之间发生战争，双方约定每边选出一组三兄弟，三对三一决胜负。罗马这边选出了荷拉斯（Horace）三兄弟，敌对方则派出了库里阿斯（Curiace）三兄弟。决斗的结局是库里阿斯三兄弟全部战死，荷拉斯三兄弟死了两个。当仅存的那个荷拉斯兄弟凯旋而归时，他的姐妹卡蜜儿（Camille）从他的战利品中认出一件外衣，那是她亲手为库里阿斯兄弟之一缝制的，原来她早就是此人的未婚妻。卡蜜儿的悲伤和痛哭引起了她兄弟的不满，于是将她杀死，并说：“所有胆敢为死去敌人哭泣的罗马女人都应被这样处死。”
图例：油画《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作者：大卫，作于1789年。
这种摒弃人性的所谓“大义灭亲”式的题材，在1789年为迎合大革命宣扬共和理念而创作的《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中体现得更为露骨：公元前509年，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发动兵变，驱逐了罗马王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成为罗马共和制的建立者和执政官。但他的两个儿子却试图推翻共和制，并复辟君主制。在政权和儿子之间作出选择，布鲁图斯处决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保卫了罗马的共和制，以及他的权力。
大卫也品尝过相关的苦果，只是他很清楚他所画的这些都是政治宣传，他自然不会蠢到去杀自己家的人。但是在他投赞成票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厌恶这场革命的妻子夏洛特（婚后姓名为Charlotte David，出生姓名为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婚了。不过据史料记载，夏洛特并没有放弃把大卫拉回正轨。大卫1794年失势后曾两度被囚，在那段时期，夏洛特与大卫的学生们一直多方奔走求援，最终保住了他的性命，每次都在不长时间内使他得以获释。他们两人也在1796年11月12日复婚，其后白头偕老，不失为一段佳话。
图例：油画《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作者：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作于1793年-1795年。
这一时期与死亡相关的政治类艺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大卫一人的创作中。由于邪灵的作用和政治风气的败坏，不少艺术家都涉足这类主题。比如大卫的同学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画的《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就是此类讨好邪政的作品：画中间长翅膀的人物是法国的象征，飞行在地球上空。两侧一边是象征自由共和制的女神，另一边则是死神。其主题露骨地显露出不搞共和革命就是死亡的政治色彩。虽然画中的人物有着天使或神话人物的外形，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禁止正教信仰与鼓励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形象绝不是为了赞颂神，而是被盗用着去打击正信，号召杀人革命。
图例：《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作者：托皮诺（Franois Topino-Lebrun），完成于1798年。
大卫由于主管宣传和艺术部门，再加上他自己的绘画技术高超，自然门下弟子众多。这些学生不少也追随他们老师的步伐，参与革命政治。比如接受早期共产主义流派“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的托皮诺（Franois Topino-Lebrun），是大卫的得意门生之一，其代表作也是一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不过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与雕塑家塞拉齐（Giuseppe Ceracchi）在雅各宾派倒台后残余势力的帮助下于1800年秋密谋暗杀拿破仑，事情败落后与其同伙一同被处决。
大卫的另一个门生，雅各宾派画家亨内坎（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也曾参与早期共产主义政变。1796年9月，数百名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平等派”成员（Les égaux）联合原雅各宾派所在党“山岳党”（Montagnards）残余势力在巴黎西南龙骑兵（Dragon）第21骑士团驻扎地格勒纳勒（Grenelle）煽动叛乱，妄图重建已垮台的公社，实行共产主义土地政策，但很快被扑灭，亨内坎也因参与其中而入狱。
区别与联系
拿破仑上台后，这些疯狂才得以停止。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署了政教协议，即《教务专约》（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ais），以法律为保障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国教地位，允许教会公开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也恢复了公立初等学校的传统宗教教育，并聘请教会人士为教师。此后，教会在初等教育方面又获得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即教职人员可被任命为公立初等学校的校长。
这时的艺术在此背景下也得以回归正统。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再次描绘正神而不受死刑威胁了——尽管此时描绘神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但至少艺术界不再到处充斥着那些鼓励杀人革命的魔性毒素。正统艺术逐步走上正轨，从帝国时期往后延续的新古典主义整体可以视作回归以前的古典主义，即作为十七、十八世纪学院艺术中古典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很多艺术家们的创作重心也不再放到现实政治上，而是逐渐倾向于一些神话和纯艺术类主题，这一点在新古典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回顾一下前面的“革命艺术”则不难看出， 那些鼓吹暴力杀人的作品与正常的古典作品在美术技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造成它们天壤之别的是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即一幅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一点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的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为一个践踏正信、屠杀无辜民众的政权唱赞歌，其作品技术再好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是有违天道的。艺术从最初就来源于神，能给人带来美德的提升，而不是用来破坏普世道德的，因此艺术作品的立意在创作中起到的灵魂作用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美术整体上运用的是传统技艺，使用的是学院派的表达方式，所以不能作为糟粕来对待。很多艺术家，包括大卫，在美术技法上确实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这一点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是在具体研究中，由于我们今天是借鉴前人的东西，而不是纯粹的照搬，因此对于前人的作品也需要有一些分辨与取舍，比如像《马拉之死》这类推崇邪恶、污染人心智的作品是非常不适宜用来做正面研究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当时一些表达死亡的作品是遵循悲剧主题的传统潮流。从形式上看，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在实质上还是与真正的传统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自古就有悲剧题材的作品存在，但传统悲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心底的怜悯、人性中的同情与善良，或者涉及到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这与大革命前后，很多艺术题材完全政治化，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为革命政治、人表层粗浅的东西服务的，与以前的传统思潮并不相同。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主念，靠的是随着社会形势一边倒的肤浅观念，在艺术上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受到这类所谓悲剧题材影响的人不是怜惜生命，反而在怂恿和刺激中追求杀戮民众，赞美流氓政权。不少作品的主旨是以冷酷的“革命性”去残杀人性与温情，鼓吹国家政权至上，煽动暴力革命热情到“大义灭亲”的程度（比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和《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之类的作品）。这些都要针对具体的作品仔细辨别。
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人一生中会行善也会作恶。正如前面所说，史上的艺术家们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前期画了不少暴力革命宣传画的大卫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失势后被监禁期间，他就在考虑创作方向的问题。从1796年初正式开始创作的《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中就能看到画家笔下“以爱来结束冲突”为主旨的艺术转变。
图例：《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作者：大卫，作于1796年-1799年。
当拿破仑重新启用大卫为首席宫廷画师时，大卫的作品就已经告别了原来煽动革命的主题。虽然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绘画也能被视作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拿破仑是按照合法程序，经过教宗加冕称帝的。根据“君权神授”的原则，拿破仑属于被承认的君权，因此大卫十九世纪的宫廷作品尽管仍然政治气息十足，但也不再属于离经叛道。而在绘制《拿破仑加冕》（Le Sacre de Napoléon）过程中，大卫也与教宗庇护七世（Pius PP. VII）见过面，并得到了他的祝福。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也一步步让这个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从对大卫研究较多的法国艺术批评家德雷克鲁兹（étienne-Jean Delécluze, 1781年-1863年）当年留下的论述中显示，大卫对革命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在大革命从政期间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关于艺术、艺术工作者、艺术机构和他所主管的庆典方面的内容。因此，有观点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那样一个狂乱的时代里，大卫当时作为一名主管艺术的官员，很多时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并不是疯狂的屠夫，但当屠夫们掌控了权力和屠刀时，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去迎合那些人。
也有研究认为，大卫的这些做法其实是源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先是适时地倒向革命者那边，当雅各宾派垮台后，又在另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了拿破仑这座新的靠山——而并不是真正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邪恶。从逻辑上讲，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许多事情最好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际行为来衡量，而不是其想法。因为人的思维来源太复杂，很多时候种种想法都可能是别的因素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的想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真正评价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生的道路其实是被安排好的，过程中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太多实质的问题。
正因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所以，与其猜测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不如从史实出发，以人的行为来考量和判断更为准确，很多事情也能一目了然。
举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当年下令处决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好人，而且耶稣在此之前还用神通治好了彼拉多独子的不治之症，因此不愿处死耶稣。但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彼拉多就拿水在大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然后便判了耶稣死刑。
尽管彼拉多心里认为耶稣是好人，嘴上也说耶稣是义人，但行为上还是做了大坏事，因此仍然承担了巨大的罪业。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后，他原来被治好病的儿子就倒地死亡了，不久后彼拉多自己也发高烧昏迷。然后，他的仕途很快也出现了麻烦，被流放到高卢。同时田产被充公，导致其身无分文，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这还没完，彼拉多后来又被下令赐死。当他得知消息后，只能在绝望中自焚身亡，连残破的尸体还被扔入河中被鱼群分食。
对于历史人物如此，对于当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中共作恶多端，甚至在私下里大骂中共邪党。但在没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情况下，曾经对着中共血旗发过毒誓的党、团、队员们还是属于中共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那么当天灭中共之时，没退出者就会被连累，处于危险之中。
可见，真正邪恶的其实是害人的邪灵。对人而言，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其他职业者，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在纷乱的局势中经历一生的魔难，最终找到人生的定位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第一次巴黎公社时期的艺术作品，从人这一层现有的理论上讲，那个时代虽然有邪灵干扰，但在世间的理论中还没有被完全归类为共产主义时，我们也不把它们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只是在对待具体作品上需作出辨别，避免在做艺术研究时被邪灵因素钻空子。对于史上的那些艺术家而言，如果有不描绘邪恶内容的正面、传统、优秀的作品，我们仍然是以慈悲来看待的。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去研究前人的作品，才更容易从传统美术中得到正的参考，回归神传艺术。
参考资料
Augustin Barruel,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 1798
étienne-Jean Delécluze, 《 Louis David, son école et son temps : Souvenirs 》, 1855
Epoch Times, 《 Comment le spectre du communisme dirige le monde 》, 2018
Epoch Times, 《 Neuf commentaires sur le Parti communiste 》, 2004
Frans de Haes, 《 Aux sources du XIXe siècle : les Mémoires du peintre 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 (1762-1833) 》, 2007
Joshua Philipp, 《 The Dark Origins of Communism 》, 2017
Tite-Live, 《 Histoire romaine 》, 1940
Voltaire, 《 Lettre à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 1767
William Fleming, 《 Arts and Ideas 》, 1955
我们今天的这位故事的主角，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武林高手，而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功夫。主角的能力可以说是神通广大。虽然如此，却很少和普通人打架，经常被老婆抓的满脸是伤。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里的故事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被老婆抓伤
这位主角姓刘，叫刘萧。刘萧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武术世家里，从小跟着父亲练武，是内外兼修的那种道家上乘功夫。偏偏家里给她娶了一个非常凶悍的老婆。有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就会与刘萧打起来。刘萧不敢还手，只能任由老婆在那里抓，经常是弄得脸上全是抓痕。
邻居已经司空见惯了，也经常拿来取笑他：“又被老婆抓了？”
刘萧总是笑笑说：“没事，没事。”
邻居问他：“你不是会武术吗，怎么不还手？”
刘萧说：“咱不能打自己人吧。”
邻居也就不问了。
二、被外人打伤
有一次，在集市上因为买卖的原因。和一个陌生人吵起来，最后陌生人对他拳打脚踢，脸上、头上也都是伤。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到家里被老婆又一顿骂，说他的武术白炼了。吵得连庄乡邻居都来劝架（其实很多都是来看热闹的）。
一个邻居说：“你不打老婆我们信，外人你怎么也不敢打？”
刘萧说：“他不按套路出手，我不知道该怎么还手。”
邻居说：“你到底会武功吗？”
问得刘萧一时性急说：“怎么不会！” 随着说话的功夫，一掌打在八仙桌上。就听着一声咔嚓声，八仙桌子被打散架了，桌面分成几块，桌子腿也断了。邻居和刘萧老婆都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邻居也明白，刘萧不还手是对的。以他这样的手劲，一还手非出人命不可。
三、神通“叠道”法
刘萧其实不仅仅是练武术，还有神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刘萧住的村子离集市大约有十几公里，刘萧每次到集市上去卖菜，肩上挑着一两百斤的蔬菜，也就两三个脚印就到集市了。所以邻居很多时候都看不到他的第四个脚印的。这种神通，在修炼界叫“叠道”法。言外之意，就是把路叠起来，一步跨过去的意思。
不知道《水浒传》中的戴宗日行几百里，如果让刘萧去走，日行几千里大概都没有问题吧。我们常说的高手在民间，真正的神通其实比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还要神。
像刘萧这样神通的人，据说在当地还有几位。他们的能力说出来像是神话，可是都是真实的。站在无神论的基点上看，会认为那些都是虚幻的，不实的，像是神话。可是站在有神论的基点上看，这些都是非常平常的。虽然他们神通广大，却不敢随便与普通人打架，心性高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力太强了，人根本就经不起他的一掌，甚至轻轻一推都会闹出麻烦的。
文：张元之
来源:正见网
遇财不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有人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作座右铭，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明白这句谚语所蕴含的真意。
魏国的鲍子都有一天在荒野遇到一位书生突然发作心痛而死。鲍子都看到书生的口袋里有一册兵书和十个金饼，于是便卖了一个金饼，安葬了书生，并将剩下的九个金饼枕到书生的头下，兵书放到书生的肚子旁边。几年后，鲍子都在路上发现有一个骑黑马的人追赶他。追上他以后，非要说他是强盗。那人还问鲍子都他儿子的尸体在哪里。鲍子都就将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来人，带领那个人来到书生的墓地，挖开坟墓将书生的尸体取出来，看到九个金饼仍在书生的头下枕着，兵书还在书生的身旁放着。书生的全家都非常感谢鲍子都的大仁大义，从此鲍子都名声也响了起来。
鲍子都之所以能够躲过一难，反而获得好的名声，是因为他不贪财。很多坏人做坏事的时候，给自己的理由就是那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很多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意。这句话的真意应该是说“人死往往都是因为贪财，鸟死往往都是因为贪吃”，警示人们为了生命不要贪财，今天的人把这句话理解反了。
而理解反的原因是人们信了无神论，人一旦信了无神论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不再相信神不再善良，才会反着去理解谚语。最后害人害己。
【希望之声2020年4月1日】（编译：李昭希）中共病毒来势汹汹，结构复杂，为遏制病毒的持续扩散，世界各国都在争相研究。一组犹太神秘主义的开创性作品，关于犹太神秘思想——卡巴拉的丛书《佐哈尔》（Zohar）中不仅预言了中共病毒的大流行，引人关注的是其中还预测了继该病毒之后还有另一种可怕的病毒会肆虐全球。
犹太教的一位年轻拉比，雅根（Rav Yaakov Yagen）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佐哈尔》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预测的是：在最后时期的最后阶段，世界将遭受瘟疫大流行的打击。听起来令人恐怖的是，《佐哈尔》预测最初的疾病之后，将继之以另一种疾病，和第一种疾病类似，但致命性更高。
“我没有低估这种病毒，”雅根（Rabbi Yagen）说，“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它应该会传播开来，这可能就是终结了。但是上帝守护着我们，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尊重上帝，做出努力，剩下的一切都交由上帝，上帝保护我们。”
他指出祈祷是保护公众免受瘟疫和疾病侵害的方法之一。“以色列的圣贤们谈到了公众祈祷，向犹太教堂致敬以及其他类似的重要事情，这些事情使我们免于（瘟疫）流行。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越多，我们就不必惊慌，我们可以保持冷静，相信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雅根拉比随后引用了《佐哈尔》（第172：b页），经文解释为：“最终，到了弥赛亚的时代，首先有一种病毒会在世界各地传播，人们将对其进行一些控制。在那之后，它没有说多久以后，还会有另一种病毒，它和第一种病毒相似，但比第一种病毒更致命。这将是上帝净化世界的方式，以便弥赛亚能来。”
根据《佐哈尔》所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不是等待末日，而是在末日迎接弥赛亚的到来。愿人们都诚心地忏悔，祈祷吧，祈祷神会护佑善良的人，逾越末日，走向纯净光明的未来。
本文章或节目经希望之声编辑制作，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
文：归真
来源:正见网
所谓天灾，必然出现在世间混乱之时。按照古籍的说法，人间是由天上的神在管的，当人间有不好的人和事出现时，就会有灾难出现。这种理解在《封神演义》中就有，吕岳在封神台上被封为“瘟癀昊天大帝”之职，是瘟神鼻祖。这样说来，瘟疫也是有神在管的。
一：天降瘟疫 只因人间怨气
却说汉灵帝时十常侍用事，忠良党锢，谗谄横行，毒流四海，万民嗟怨。那怨气直达上苍，降下两场大灾，久雨之后，又是久旱。那雨整整的下了五个月，直落得江湖满目，厨灶无烟。及至水退了，又经年不雨，莫说是禾苗槁死，就是草木也干枯了。可怜那一时的百姓，吃早膳先愁晚膳，缝夏衣便作冬衣。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贼，地无荒草树无皮。壮者散于四方，老者死于沟壑。（出自《警世通言》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二：医官做“救饥丹” 一丸四十天
时许都有一人姓许名琰，字汝玉，乃颖阳许田之后。为人慈仁，深明医道，擢太医院医官。感饥荒之岁，乃罄其家资，置丸药数百斛，名曰“救饥丹”，散与四方食之。每食一丸，可饱四十余日。饥民赖以不死者甚众。（出自《警世通言》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在瘟疫面前，上天有好生之德，总是希望那些好人不在惩罚淘汰之列，想出各种的方法来救他们。医官许琰能够做出“救饥丹”也是天意。得救之人其实都是一些品行好的人。
今天的中共肺炎也是如此，刘伯温说“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很多人都说自己去过地狱，见到了很多的人和事。我朋友也曾去过一次，只不过只是去看了看，就被人带回来了。理由却令人回味。
朋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一位男士。平时不忙就出去打工为生。有一天（夏天）晚上八九点钟，似睡非睡的样子，来了两个人说要带他走。朋友姓王，就叫他王先生吧。真名不方便说。
王先生问那两个人：“要带我去哪里？”
那两个人说：“去了就知道了。”
他们来到了村南边的一座庙里。那座庙其实已经非常破了，没有人居住早荒废了（原来也不是和尚住的那种庙，而是供奉着什么神，王先生也不认识）。王先生来到这里，却看到另一番景象，里面非常整齐，还是古人打扮的官员和文书先生。一位官员叫那位文书先生去查找王先生的名字。还真找到了他的出生年月日。王先生正疑惑人的档案不是属于派出所户籍室管吗？怎么这里还有他的档案。
文书先生说：“就是他，死期就是今天。”
官员模样的人对那两个人说：“没有错，带他走吧。”
那两个人（大概就像是我们常说的黑白无常）押着王先生就离开了庙，一走走了很远。来到了一个大房子里。这座大房子非常漂亮，正面坐着一位古代县官模样的人，看了看他就叫身边的一位文书再次确认王先生的身份。最后见他们窃窃私语了一会，就对带他来的那两个人说：“带他回去吧。”后面还私语了几句。
两个人带王先生回去，路上王先生问他们：“这是哪里？”
那两个人说：“地狱，刚才见的是阎王。”
王先生问：“为什么带我来？又为什么带我走？”
那两个人说：“带你来是因为你的寿命到了，带你回去是因为你修‘大法’，不归地狱管，有你的师父管。”
那两个人临走告诉他：“好好修炼，得法（法轮大法）不易。”
过了一会，王先生从床上起来，外面月亮非常亮，看得非常清楚。王先生非常清醒，知道绝对不是在做梦。也就更精進了。
后来，这位王先生因修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一直非常坚定。
文：平远
来源:正见网
今天的人喜欢探索太空，其实我们的这个地球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甚至也有仙境的存在。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曾记载过另外空间的桃花源。在古籍中很多人都去过另外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仙境。
一：史论得仙桃
史论在齐州的时候出门打猎，来到某县境内，累了到一座寺庙里歇息，闻到一股异常的桃香，便洵问庙里的僧人。僧人来不急藏起来，就说：“附近有个人施舍给庙里两枚桃子”，就从经案上取下来献给了史论。桃子像饭碗那么大。史论当时有些饿，就把桃子全吃了。桃核大如鸡卵。吃完之后，史论又问桃子的来历，僧人笑着说：“刚才我没有说实话，离此地十多里远，有一片桃园，只是道路很危险。贫道偶然间走到那里看见了，觉的异常，就摘了几个。”
二：史论进仙境
史论说：“我愿跟和尚一起去。”僧人不得已，只好带他去。他们穿过灌木丛，走了五里左右，到了一条河边，僧人说：“史中丞恐怕很难渡过这条河。”史论坚决要过河，就依照僧人的样子脱掉衣服，用手举着衣服游了过去。上岸后，又过了两条河，爬山越涧，走了好几里，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到处是奇泉怪石，与人间大不一样。这里有几百棵桃树，树的枝干扫地，树只有二三尺高，散发着破鼻的香味。史论与僧人各吃了一个，肚子便饱了。史论脱下衣服，想多包几个，僧人说：“这个地方是仙境，不可多拿。贫僧常听方丈说，过去有人也曾到过这里，带了五六枚桃子，结果迷路出不去了。”史论也怀疑僧人不是寻常人，只拿了两颗就往回走。僧人告诉史论不可与人讲此事。史论回到齐州后，派人去叫僧人来，僧人却已经消失了。
很多人认为神仙都在天上，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地方（如一些洞穴）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偏远的深山，都可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深山人很难涉足，是那些神仙不让人去打搅他们的生活。
注：故事出自古籍《酉阳杂俎》
文：石方行
来源:正见网
本文写的是小胖和大罡在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经永州而到万佛山侗寨的寻法经历。
那是在明朝时期，小胖和大罡出生在九嶷山附近，自小他们就听大人们讲述舜帝孝顺的故事，这也让他们养成了孝顺老人、友爱兄弟的品格。
在他们十八岁那年，这里来了一位奇怪的人，他说这里有很多妖魔鬼怪，他来捉拿，但是他不是用法术之类的，而是让当地人向他献上好吃的甚至童男童女，否则家里就不得安生。
因为有的人家真的被妖魔折腾苦了，无奈之下向其進献了大量的财物甚至是买来的童男童女。
时间一长，这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小胖和大罡一看，觉得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头，似乎这个奇怪的人才是真正的妖魔。于是带着几个胆大的弟兄拿着家伙找到那个人，当他们進屋一看，那个人正在吃小孩肉。他们挥舞棍棒向那个人打去，怎奈那个人会邪术，一下子把他们都弄趴地上了。那个人把他们都绑起来，一边绑一边说：“这下子我可有东西吃了。”就在这个时候，在门外出现一位道人，这位道人把拂尘一挥，他们身上的绑绳就松开了，那个人也被定在那里不能动了。道人让小胖他们把当地人都召集来，把这个人弄到一个大的宽敞庭院中，等大家都来齐了之后，道人对大家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妖魔，他学了一些邪术，专门害人。所以你们以后遇到这类事情千万不要上当。说完再把拂尘一甩，只见那个人一点点的变成粉末，道人找来一个盒子，将其收在其中，口念咒语，把其封上，然后用真火将其彻底销毁。
弄完这些，道人说，我这次来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舜帝的孝顺作为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舜帝的孝有个特点：无论他的后母和弟弟对他怎么样，他都大难不死，不但如此还不计不恨，还很友好的对待他们。最后感动了上天，成为一代圣王。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做大事的人，都需要经历一番苦难，在苦难中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和拥有大的胸襟才能成为上天选中的人。”
说完这些道人又接着说：“护佑舜帝陵的神来没来呢？”只见一位老者模样的神出现在这里，道人说：“上天知道你在这里护佑这舜帝陵有上千年了，很快有神来接替你，你也因为护佑此陵的功德，而有两个选择：一，回到天上享福，但因为没有出三界，过几百年你还得進入轮回；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着面向大家）我知道很快创世主要来人间洪传让那个生命得到真正回归的大法，为了生命能够在将来得法，那今生就得去寻法，在寻法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磨难，（回过头看着那位舜陵守护神）你也可以用神的方式帮今生去寻法的人。这份功德可以让你在创世主亲临人间传法的时候，你也能得到创世主的亲自传度，这样就有了最大的回归的希望。”
大家一听顿时讨论开了，因为大多数人不知这位道人的来历，对他的话还是心存疑虑。但小胖和大罡觉得修道人说的话很在理，于是就站出来说：“我们今生按照您说的，去寻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退缩。”道人一看很高兴，面对大家说：“他俩的悟性很好。那么我就让他们先上天界看看我的‘道观’（道人说的是谦词，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让他俩领略一下道家那个境界的景致状态）吧。于是修道人再一次把拂尘一甩，小胖和大罡就進入了道家的那个境界。
他俩到那里看到了很多的道家神仙及一些神兽和道童，一位道家神仙见到小胖和大罡寒暄了一番，仿佛从前跟他们很熟悉。”弄得他俩完全懵了，但还不敢多问。后来遇到一位道童，问道童有多大年纪了？道童说：“我是看到无怀氏去泰山封禅（这个事情在《史记.封禅书》中提到过。无怀氏是远远早于轩辕黄帝的上古部落首领）的时候我在这里当道童的。”小胖一想：“这得是一个多漫长的历史呀？！”这时道人走过来说：“其实这里的神都能活很长很长时间的。人间相比之下，不修炼也就一百岁左右，而且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和操心的事情。而这里没有苦难和操心的事情，只有快乐和美好。所以你们要在今生找到创世主，与之结下缘份，这样在将来创世主真正在洪传大法的时候，法缘再度接上，你们也能够得到创世主的救度。”
说完道人就把他们带回人间了。回来之后，道人对他们两位说：“你们与我带你们去的境界中的那位道非常有缘，而且这个缘份是天上结下的，所以你们今生一定要好好努力。”说完道人就离开了。
小胖和大罡送走道人之后，回过头来一看众人还在等着。小胖和大罡对周围的人说了自己去那里的所见所闻。众人惊叹。也都很后悔没有答应道人去寻法。于是大家嘱托小胖和大罡俩人如果今生能寻找到创世主，一定不要忘记告诉他们一声。
后来他们就上路了，沿着潇水的不同河段来到了阳明山。在这里他们看到一个人在这里表演飞腾术，看起来似乎出神入化。他俩到了近前想去多了解一下。结果被那个人看中，带他们到了阳明山的一座山洞中，详细教给他们飞腾术和其它法术。并告诉他们学会这些，可以到有钱人家盗取钱财，甚至可以让别人受自己控制。
他俩也把那位道人让他们寻法的事情对那个人说了，那人却说：“寻法非常辛苦的，今生还不一定就找得到，你们看学了我这个东西，什么也不愁了，多好。”
因为年轻，他俩起初也觉得那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在这里一呆就是十年，那个人带着他们四处游走赚钱，没钱花就到大户人家偷点。真的没人能拦得住他们。但有一点，那个人想让他俩做什么别的坏事的时候，都做不成。这其实就是那位守护舜陵的神的作用。不能让他俩干大坏事。
有一天，他们正在表演，那位道人又过来了，他们见道人来，心中有些惭愧。道人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有这个事情，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带你们去那个境界看到了道和神存在的状态？因为我就是看到了你们在从前的历史中有不纯的因素，但根基又都很好，所以才用那样的方式提醒你们。”他俩闻听立刻明白了，决定一定要经永州到万佛山侗寨看看。那个人甚至连看家的本领都要教给他们，但他们都没有接受。
到了永州之后，小胖在梦中遇到了一位身着当地服饰的女神，她自称湘水神，对他们笑着说：“这条河蕴藏着很多很多的历史与人文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上天恩赐给这方众生的，目地是给将来众生能够认识创世主所洪传的大法做准备。那位唐朝的柳宗元，来到这里用文章表达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为官理念，从而流芳百世。其实柳宗元也同样是上天有意派下来的神，来人间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他与永州和湘水之间的缘份很深很深。当初，在天上的时候，柳宗元是天界一位掌管书卷的神，有一次不慎将一卷书卷落在地上，我当时有一个带结饰的玉佩也落在了同一个地方。结果我和他都下来了。因为各自的特点来到了这里，他成为文人；而我就成了这里的水神；那个玉佩上的结饰，也就成为永州地界定的守护神。我知道无论人间还是天上，任何物体与生命无论大和小，洪观还是微观都等着创世主的救度。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也是舜帝陵的守护神从中牵线安排的。
后来他们终于来到了万佛山侗寨。在这里他们了解了侗族、苗族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找遍这里的山水，但都没有看到创世主的踪影。
此时的他们似乎有些泄气。后来一位苗族和侗族的长老看他俩人品很好，就商量着各选本族的一位少女嫁给他们。他俩起初执意推辞，并说出了到这里的来意。两位长老的话更让他们无法推辞：“也许创世主有很多事情，一时之间没空来，但只要你们坚持在这里耐心的等待，就一定会等到创世主的到来的。你们娶了亲，这里的人们都会帮你们寻找创世主，更何况我们也都想得到创世主的救度呀！”
小胖和大罡想想也是。于是就把亲事答应了下来。但他们各自娶亲之后的第八年，孩子都很大了（小胖两个孩子，大罡一个孩子）。有一天，大罡的孩子从外面跑回来说：“爸爸，在寨子外面有一个人说是你的朋友，想见见你。”大罡一听觉得纳闷，就带着媳妇和孩子和小胖一家四口出来到了寨子外，一看是那位道人。道人看到他们一笑调侃道：“你们的日子过得还都很好呀！”小胖赶紧解释，把为什么娶亲的缘由说了一遍。道人说：“其实我都知道。因为这次经历也奠定你们将来的性格特点。反正人间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你们到时候怎样发挥其正的一面，那是你们要走的路了。对了你们一定要记住：创世主会在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来到这里。”说完道人就离开了。
从寨子外面回来，小胖和大罡两个人就盼着创世主来的那一天，也经常在聊创世主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设想了各种方式。
在一个月过了十天之后，寨子里的一座宅院突然起火，大家都去救火。但火势很猛烈谁也救不了。很多人此时也都知道创世主最近会到来，于是跪在地上求创世主降临，帮助清除火灾。当大家正在说着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片乌云，然后天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不一会大火就被浇灭了。人们都很感恩于创世主。
大家都想亲眼见见创世主。但创世主当时并没有出现。第二天从寨子外走来一个要饭的，说自己多少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寨子里的长老一看很可怜，就把这个要饭的接到家中好好伺候。寨子里的人听说之后，也纷纷过来看望，小胖和大罡一家也不例外。
这个要饭的很有意思，在吃饱饭之后，还不走了，就在这里住下了。看到人们干活，他还告诉人家怎么干省力；看到女孩的穿着他也告诉人家怎么搭配好看。大家真的按照他说的去做，结果效果真的很好。
渐渐的大家都觉得这个要饭的不是一般的人。后来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小胖和大罡当着长老的面就问要饭的：“您是不是神仙变的，来教化我们的？”要饭的说：“你们看呢？”这时大罡的孩子悟性很好，立刻跪在地上，说：“您是不是下大雨救火的创世主呀？”听他这样一说，众人都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于是纷纷跪倒在地。
创世主大笑：“我本来想跟你们多呆些日子，结果这么快就被你们认出来了，看来我也得离开了。”小胖和大罡有些着急了：“您能不能再多呆些日子，把将来洪传大法的情况多对我们说说？”创世主说：“将来我会在东北洪传大法，到那时，你们都会得法。因为你们从前的经历，在修行的路上你们遇到一些坎坷，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其实每个民族都是为这个法来的。到时候决不能有任何排外的心理。记住一点：你们一定要做神让做的事情。绝不要想当然的做。”
说完创世主就离开了。他们把创世主的嘱托牢记于心，并下定决心在得法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做好该做的。
今朝小胖和大罡早已得法，因为从前的一些经历让他们分别有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小胖爱旅游和搜集资料；大罡也很爱溜达，爱交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也出现了不小的波折，也应验了他们那生寻法经历中的特点，但幸运的是他们都走了过来。
这正是：
九嶷山下孝为先
清妖除魔结道缘
排除千险终到岸
万佛侗寨载运还！
注：最后的意思就是在万佛侗寨遇到最幸运的事情，了却了心愿（还了愿）。
赵匡胤建立宋朝，靠忠心耿耿的杨家而江山稳固。这里面还有一段缘故。
在宋朝未建立之前，有一户财主姓杨。一日一算命先生为其看风水，发现一湖非常奇怪。就告诉这位姓杨的财主，这湖的底下应该有一龙头，只要将自己祖先的骨灰放入龙嘴，自己的子孙就可以登基做皇帝。当时有一位姓赵的仆人也知道此事。
于是找了一个黄道吉日，这位姓杨的财主取出自己父亲的骨灰，让这位姓赵的仆人潜入水中将骨灰放入龙嘴中。这位姓赵的仆人潜入水中，真的看到里面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像是我们常见的龙宫一样，在建筑物的里面，一条石头雕刻的龙，活灵活现。这位仆人并没有将杨家祖先的骨灰按照算命先生的话，放入龙嘴，而是挂到龙须上。而将自己父亲的骨灰放到龙嘴里了。
原来这位姓赵的仆人，知道这件事后，就偷偷的挖出自己父亲的骨灰，藏在身上，也带到水里。最后放到了龙嘴里。
姓赵的仆人浮出水面的时候，这位算命先生就知道了。告诉这位姓杨的财主说：“你的仆人将自己父亲的骨灰放到龙嘴里了，将你的父亲的骨灰挂在龙须上了。将来姓赵的会做皇帝，你们姓杨的只能保赵家。即使这样，你们杨家也会富贵满门，荣华到极点。这是天意不可忤逆，希望你们的后代要好自为之，不可心生反意。”
事已至此姓杨的财主也没有办法，只得告诉自己的后代“他日若保赵家，不可心生反意，必须忠心耿耿死而后已。”那边赵家也告诫自己的子孙“将来若得江山，一定要善待杨家，无论杨家有多大错，也要保杨家子孙香火。”所以才有了杨家忠心保大宋，而无论杨家有什么错，皇帝都没有过份斥责，成就了一段‘君信臣，臣忠君“的一代佳话。
这里指的龙，严格的说是蛟龙，与龙相似。传说中有蛟龙的地方，地下就会有水。山东济南有七十二泉，之所以水源充足，就是因为在那里锁着一条蛟龙。北京的井中，传说也锁着一条蛟龙。
一日乾隆闲来无事，便微服私访到民间。随身大臣有纪晓岚等人。他们走着走着，乾隆就问纪晓岚，京城里有没有离奇的地方，纪晓岚说：“有一口井中，好像锁着一条蛟龙，没人敢动。”
乾隆就说：“咱去看看，有什么蹊跷。”
纪晓岚说：“传说是明朝的开国军师，后来的宰相刘伯温为了保证京城的水源，故意将一条蛟龙锁在里面的。”
他们走着走着，就到了井边。有一条非常粗的铁链子伸到井里。乾隆好奇，就让纪晓岚找几个力气大的人拉铁链。纪晓岚说：“皇上千万不要这么做，惊动了蛟龙，会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
乾隆不听，纪晓岚没有办法，只得找人拉铁链子。结果将铁链子拉了几百米，还是没有拉到什么东西。乾隆不死心，要人继续拉，再拉了不知道多少的时候，听着井中发出轰轰的动静，随着声音，一条蛟龙从井底爬了出来。吓得乾隆腿都软了，瘫坐在地上。蛟龙对乾隆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神仙保护你，我今天就把你吃了。”说完，龙就回到井底，链子也被拉了回去。
据说乾隆回到皇宫后，病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纪晓岚倒是没有太害怕，也许是以前见得多了的缘故吧。
在全世界有很多的不解之迷，都是用我们今天的科学解释不了的。用自古以来就认可的神传文化却可以轻松解释了。在神传文化中，蛟龙和龙都是非常有能力的生命。《西游记》中唐僧骑的就是一条白龙，也许只有破除无神论，人才会真正的了解我们的这个宇宙的真正面貌吧。
文：天来
来源:正见网
《黄帝内经》中的理解
著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古人重德修心，有仁、义、礼、智、信的“正人君子”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做好人，正气会越来越足，身体自然健康长寿。今天的人如果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内的正气只会越来越充足、充盈，什么瘟疫能上身呢？身体同样健康长寿，比吃什么补品都好使。
陈抟在《心象篇》中的解释
陈抟，是唐末宋初间一代道家宗师，在他的一篇传世之作《心相篇》论述了瘟疫的缘由：“瘟亡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人死于瘟疫不在人命运的定数之内，是因为人不敬神佛，不敬天地带来的灾难。瘟疫是人心不正招来的。
天降瘟疫 天尊释因
有一回，元始天尊看到下界百姓感染瘟疫疾病，致使四肢壮热，手脚酸疼，头痛眼花，五脏盛热，犹如针刺一般，极其痛苦，难以进食，人们都在想着如何救治。
此时元始天尊说起瘟疫产生的原因，原来下界的百姓久在人世，不敬神明，或怨天骂地，全无敬让之心。或者心行曲意奉承，为非作歹，造下罪业，致使感染疫疾，被疫毒所伤。因而建议无论男女感染疫病后，应令全家断绝五辛，说话轻言轻语，让身心柔软温和，保持仁慈怜悯和欢悦，同时焚香祭祀天神，恢复与神明的沟通，恳请神明“改死留生”。当人真的虔心敬神，转诵经卷时，瘟神会摄毒收瘟，继而瘟疫停止流行。
晋朝名士许逊的理解
据《正统道藏》太平部记载，晋朝时期，名士许逊曾入仕为官，也立志修行。因其修行有素，获得大神通，在民间留下不少神迹。北宋时期，朝廷加封许逊尊号为“九天高明大使神功妙济眞君”。对于瘟疫的产生和感染疫病的原因，许逊和他的弟子惠文有一段精采的对话。
有一年，许逊为众人说法时，看到他的弟子惠文侍立在前，却面带忧色，神思悲酸，心情舛乱，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许逊修行有素，深知惠文心中还有许多牵挂，犹如住在凡世一般，还未能悟透真理，难以救护群生。
于是许逊问惠文，因为何事面带忧色？惠文稽首顿首，一拜再拜，哭着说出原由。原来，他听说佩戴宝箓符咒之人全都得以脱离一切灾难，然而他所住的家乡如今疫毒流行，不论善恶之人全都感染疫毒，他的弟弟妹妹以及众弟子都因感染疫毒痛苦不堪。惠文原本有幸得到师父教诲，学习道法，不曾懈怠。向来人们从善，就是为了免除灾难，如今看到信道之人也不能免遭灾难，所以为此忧心。
于是许逊为惠文讲解瘟疫的来由，以及世人和看似信道之人为何仍遭到疫虐的原因。
许逊说，天地无私，育养万物，本来就视善恶决定其果报。世人因为自私，因此招致灾祸，因德行败坏，毁坏为善的天良本性，因而堕落。为避免世人自私、败德，所以上天会向世人传道，教导他们长生之法。
而人世间发生的瘟疫疠灾均有鬼神主掌，为善之人可以平安度过，而为恶之人则会心生恐惧。譬如有人铺设了一条大路，用花砖砌结，可以让人坦然行走。然而旁边小路有人设置器具，挖了陷坑，用来捕捉路过的野兽猛虎。那些赶路的人不顾大道，却非走旁边小路，不慎误触机关，于是就说铺路的人铺的不是正路，这样的说法对吗？
你既然行路，原本大可不必触犯机关，因为机关原本不是为人所设，是人误触了它。走大路还是抄小路，这就是善恶的不同。
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
张道陵，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沛国丰人（今徐州）。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极经》，命为天师。后人称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达123 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
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祛病。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治瘟疫的方法很有效。
他让染疫的人把一生所犯的坏事一条条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犯这些错，如果再犯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遵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当人真心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这个空间就表现为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
古人重德避瘟故事
故事一：宋朝冯时行，号缙云，曾经力主抗金被贬。当他尚未考取功名时，某天元旦起得早，出门遇见大鬼好几批，形象很狰狞。
冯时行呵斥他们，并问他们去干什么？回答说：“我们都是疫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时行问：“我家也有吗？”鬼说：“没有。”冯时行问：“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别人有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我们哪里敢到你家来呢？”说完就不见了。
故事二：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遮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正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惧内省，查察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
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就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贫民开设了公诊、给药。
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舜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
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异物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
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得到鼓舞，响应了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
故事三：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虫猖獗。唐太宗视察灾情，看到很多蝗虫，便抓了几只蝗虫在手，对它们说起话来：百姓靠粮活命，你们却吃他们的粮食，你们就是百姓的害虫！百姓有什么问题，也都是我一人的过错。如果你们这些害虫有灵，就把我的心吃了，不要再祸害百姓！说完就要吞食蝗虫，左右近侍马上劝唐太宗不可入口，说蝗虫不干净，吃了恐怕会生病。唐太宗说：“朕要的就是这效果，我希望老天把灾祸降在我一人身上，我为什么要害怕得病啊？”然后不顾侍从的拦阻反对，就吞下了蝗虫。当年，蝗灾就消除了。
故事四：晋朝时期，有一位隐士叫庾衮，是晋明帝皇后庾文君的伯父。庾衮年轻时，就以勤俭、好学、孝友而闻名。
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年间（275年至280年4月），西晋爆发大瘟疫。在这场瘟疫中，庾衮的两个哥哥不幸染病身亡，另一个哥哥也染上瘟疫。
疫病严重，瘟气正盛。庾衮的父母想带着他和弟弟到外地躲避瘟疫。但是庾衮不肯离开哥哥，亲友强行拉他，他也坚持守着生病的哥哥。他对众人说：“我天生不怕瘟病。”
亲友没有办法，只好留下他和染病的兄长。亲友离开后，庾衮昼夜不眠，悉心地照料哥哥。有时他还抚着病亡兄长的棺柩，哀恸流涕。
时间转眼即逝，就这样过了一百多天，瘟疫渐渐平息、停止。等家人回到村子里，惊讶地发现，庾衮和染疫病的哥哥朝夕相处，竟然没有染上瘟疫，依旧安然无恙；而且在庾衮的照料下，哥哥的病也快痊愈了。
村里的长辈都惊讶不已，感叹道：“这孩子真是奇异！能守护人们不敢守护的人、做人们不敢做的事。真是岁寒之后，才知道松柏的坚贞。”
由此，这些父老才知道，凶猛肆虐的瘟疫并不是传染给所有人。面对大难，不畏生死、坚守保护他人的人，瘟疫就不敢靠近他。
故事五：赵抃，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
《宋史》记载，赵抃在白天所做的事情，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丰无盗、狱冷无冤”的清明景象。
熙宁年间，赵抃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役。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独抃所抚循，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有《越州赵公救灾记》，称赞他：“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故事六：岷州（在今甘肃省境）这地方在北魏到隋朝初年，当地民风未开，对“病”很畏惧，如果家中一人生了病，就全家走避开去，结果父子、夫妻互不相顾，一家人不孝不义，人伦孝道、恩义荡然无存。因为病人无人看养，所以生病的人往往就是死路一条。这种浇薄陋风因为一个人来到岷州而扭转了，他就是贤能良吏辛公义。
辛公义生于北朝，出身“刺史”世家。祖父辛徽在北魏任徐州刺史，父亲辛季庆任青州刺史。然而辛公义早孤，母亲学识丰富，亲自教导他学习经典史传。辛公义勤苦多学，在北周很有声名，以良家子弟被选入太学，再获得选荐进入皇太子及贵族子弟专属的“甘露学”。太学中的平辈很仰慕他的学问，他屡次在御驾前与大儒们讲论学问，提出的见解常常让人刮目相看。
后来，入了隋朝，辛公义被提拔为主客侍郎，得赐安阳县男爵，食邑两百户。开皇元年，他受命往江陵安定和睦边境。辛公义是个允文允武的贤才好官，后来他平定陈朝立了功勋，出任岷州刺史。
辛公义到了岷州，对当地“畏病”的风习感到忧心，对人伦孝义荡然无存更是忧患，因而极力想要改善不正的风俗。他遣派了一些属下官人巡访检视州中各地，只要是找到病人，就用床轿送到刺史的办公厅来。辛公义为病人们安置膳廊，提供他们膳食和住宿。
夏天瘟病大发时，病人多到数百人，办公厅里安置病人的膳廊都住满了。辛公义就在膳廊亲自设了一个坐卧两用榻，他笃定地坐在那儿，日以继夜对着患者办理公事，累了就在榻上睡着。他所有的俸禄全部用来为病人买药、找医生医疗，他亲自悉心地劝导病人饮膳，就这样被安置在他办公厅里的病人全部都痊愈了。
这时，辛公义召来病人的亲戚，劝告晓谕他们说：“死生由命！在这之前，因为你们遗弃了生病的家属，所以他们死了。你们看看，我把病人聚集在一起，我自己不分日夜和他们同在一起，如果说瘟疫在人间会传染的话，我哪得不死呀？何况这些病人们都好了！你们可不要再相信之前的风俗传说了。”
诸病家的子孙们都感到惭愧，纷纷叩谢离去。后来如有人得病，纷纷都去找“慈母”辛公义，辛公义会收留那些没有家属的，照顾他们。
岷州人自此互相慈爱，畏病走避的风俗也彻底革除了。
文：清凌
来源:正见网
群经之首《周易》谈到，男为乾，女为坤。乾则阳刚，坤则柔顺。女子就应该柔顺，展现阴柔之美。
作为女性，应具蒲苇的柔韧性情，与碧玉的高贵质地。如果女子如河东狮吼，则有失雅致与风韵；男人若被女人操控如羔羊，则非真男人也。在古代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较高，基本是夫唱妇随，男耕女织，家庭非常和谐。女人主内，承担相夫教子、打理内务；男人主外，肩挑背扛，赚钱养家。各谋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一阴一阳之间，刚柔相济，声气相投，方是风调雨顺，得鱼水之欢。这并非人所想的规则，而是上天在造人时，就如此规定，男女皆坚守自己的本分，则家庭稳定，社会稳定。
然而，今人观念严重变异，一意要颠覆男女传统，并美其名曰女权，女人总想争取自己的权力，和男人一争天下。特别是有人大力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女人和男人干同样的活儿，凡是男人能干的事，女人同样可做，不再有性别的差异。在此思想的误导下，许多女人不再柔顺，无论在社会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都处处和男人争高低、争输赢，喜欢发号施令，成了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结果搞的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家庭矛盾源源不绝。这导致阴阳颠倒，五行悖乱，男女角色不再明朗。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压力的增大，特别是家庭生存压力的增大，诸多家庭仅靠男人，已无法养家糊口，女人不得不走出家门，赚钱养家，承担着和男人同样的职责。女人本该容貌清丽，薄施淡汝，外饰精致；因担承着男人的职责，不再有女人的温顺，女人味丧失殆尽，阳刚气十足，成了女汉子 。而男人呢，在家庭中的地位减弱，成了女男人，有的受到女人的压制，心里很不舒畅，必然导致家庭问题丛生。其实，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希望妻子成为女汉子，让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任何一个女人也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娘炮”，变的很无能，毫无阳刚之气。
在现代社会，女人赚钱养家，也无不可。但因整体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一些女人自甘堕落，为了钱权，出卖自己的身体，去满足男人的需求。由此也导致太多的家庭分崩离析，孩子老人守空巢，悲剧频繁。
在中国大陆，“女汉子”现象特别突出，主要是共产邪党长期不合时宜的宣传，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不爱红妆爱武装”，“滚一身泥”、“长一身革命虫”等，其实是把女性推入火坑，把女性的本性变异了，把女人变成了男女人。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女性成为女汉子，都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违背了神意，违逆了女性应有的温柔、细心、体贴、坚韧，让这个世界阴阳失衡，是亟待归正的现象。只有男女的位置摆正了，家庭才会和谐，社会才更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