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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云南素有“瘴疠之区”、“瘴疫之乡”之说。其实，“瘴疫”主要指的是恶性疟疾和鼠疫两种疾病。解放以前以至一百、两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肆虐云南的疫病除了鼠疫和疟疾以外，还有霍乱、麻风、麻疹等许多烈性传染病和一般传染病。
关于鼠疫
云南省的鼠疫．在地方志书上有确切记载的，首先见于《鹤庆县志》“灾异篇”。该篇记述说“……光绪五年至十四年(1879—1888)东区松桂，每届七、八月间大疫，发热后身起结子如弹丸，二三日或对时即死，号痒子症(痒子症即腺鼠疫——作者)，先后死者以数千计。”
《云南通志》载：“乾隆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以来，鹤庆、宾川城乡居民、每见鼠向人跳，跳罢立死，人体遂生赤痒子吐红痰(肺鼠疫症状之一——作者)，遘是疾者，死且速，医药罔效，亦奇事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邓川自此年延及嘉庆，大疫，死者万计，野无人烟……”。
邓川有一个叫杨柿平的人所写《柿平记述》中说：“光绪十八年(1892年)邓川大疫，染疫之处，鼠得毒先死！死者不可触，人若传染，或为血痰，或为痒子，十死八九，迭年不止，乡邑为墟。”曲靖市志办公室赵宏逵在《陈子贞事略》中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曲靖发生鼠疫大流行，死亡十分惨重，全家死光的逾百户，一段时间，家家闭户，路少行人。”
据《云南通志》各种版本及有关卅、县志的记载，从宋“徽宗大观戊子二年(1 108)南诏大疫，”到清高宗乾隆巳卯二十四年(1759)的652年间，云南共发生过16个年度的“大疫”。有9个年度的“大疫”发生在现今已知的家野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洱海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续修建水县志》有以下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冬大疫，此疫即同治初年之痒子症，两次经历二十余年始平息，民多绝户，病能传染，初起发热，或生核夹窗胯缝间，或痰带血丝，患者对时立毙，医药罔效，今传外洋谓为‘鼠症’，亦称‘鼠疫’。此症由鼠传染，故先死鼠，因逐户掘鼠，几无□类(生存者)。”
清代鼠疫在云南流行，遍及滇西、滇北及滇南各地，共有87县蒙受其害，死者约73万之众。1793年赵州(今弥渡)青年诗人师道南在《鼠死行》一诗中写道：“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人鬼尸棺暗同屋……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酥透九原干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师道南成诗不久，也因患鼠疫“年未三十卒”。
据说公元1800年前后，在昆明长春路与正义路交界处一带，在旧历5、6月间，自毙死鼠很多。某姓一家10余人，均在头、腋部生大核多枚，旋发高烧，不数目先后死亡。不久，由长春路传至红柞子庙街(今华山南路)、卖线街(今华山西路)、城隍庙街(今人民中路、原武成路)一带。当时官民以为是天祸奇灾，束手无策，至十月，有人在城隍庙附近的街路横挖深沟，断绝交通……
20世纪初至1938年，我省鼠疫逐渐消退，但到了1938年12月间，在瑞丽江北岸的猛卯突然发现大量死鼠，次年3、4月间，开始发现鼠疫病人，死亡约30人。1946年2、3月间，腾冲、芒市甚至保山的施甸坝先后发现鼠疫病人并继续扩及盈江、梁河、保山县城。据《云南医药卫生简史》(1992年版)载，“自1938—1949年，云南省鼠疫患者共6899人，死亡2448人，病死率为35．5％。”1948年8月，当时的省府鉴于疫情和舆论压力，曾派出2个医疗队共24人奔赴疫区，开展了一些防疫工作，但因势单力薄，只起到杯水车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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