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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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贞观政要》。(网络图片)

中国历史上,曾经几度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代。这是中国历史的辉煌,也是中国人的底蕴。同时,历史的镜子也照见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实例。

大同与小康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君主在位的时代,我没有赶得上,而内心深怀向往。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选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领导,彼此之间讲究信誉,相处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男子都有职业,女子都适时而嫁。对于财物,人们只是不愿让它白白地扔在地上,倒不一定非藏到自己家里不可;对于气力,人们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倒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以勾心斗角的事没有市场,明抢暗偷作乱害人的现象绝迹。所以,门户只须从外面带上而不须用门上锁。这就叫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气力则唯恐出于己身。天子、诸侯的宝座,时兴父传于子,兄传于弟。内城外城加上护城河,这被当作防御设施。把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卜,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

礼因此就变得紧要了。《礼记?曲礼上》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贞观之治”的社会

《资治通鉴》记载: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皇上与群臣讨论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酷的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清明,经济较快,国力加强。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刑(sǐ)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据《旧唐书》记载,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做买卖的人途经武阳(今河北大名、馆陶一带),不小心把一件心爱的衣服丢了。他走了几十里后才发觉,心中很着急,有人劝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听了半信半疑,心里想:这可能吗?转而又一想,找找也无妨。于是赶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意思是说,在贞观年间官吏多数清廉严谨。王公、贵族、大户皆不敢欺压百姓。经商旅行看不见盗贼,监狱经常是空的。百姓丰衣足食,牛马遍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特别难得的是,行旅之人自京师到岭表,自山东到沧海,吃饭不用花钱,路途上可取。进入山东村落,地方人家还把陌生的行旅之人当作客人厚加招待,甚至赠送钱财物资。这是古今未有的事啊!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

在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时代,秦靠法崛起于诸国之间。自秦孝公当政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民风大为改观。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田间专心劳作,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但是,秦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法终究是要作用在人身上。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酷法的几次折腾。烹饪最重要是“适度”,法最重要是公平。

商鞅变法伊始,就忽视了人对法的感受,变法之时,就有不少贵族认为商鞅的法律过于严苛,是在为秦积累祸患。但商鞅显然没有将这些指责放在心上,正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商鞅的酷法断了他人的生路,总有一天,商鞅也会断送在自己所制的法上。果然商鞅后来被五马分尸。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遭受祸患之前已经有所察觉,他试图逃出秦国。在逃亡的过程中,商鞅曾想到一家旅店躲避,店主却以“法律规定,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要一同受罚”为由,拒绝了商鞅的请求。商鞅这才感叹秦法的弊端,可为时已晚。

责任编辑:李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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