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见新闻网 作者名: 林辉
与中共统治下鲜有大师不同，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所言，他们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而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彼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分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
然而，中共建政后采取的杀伐政策，不仅使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们一个个惨遭迫害，甚至惨死，而且也彻底使知识分子的脊梁弯曲。1949年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也是必然，因为出现大师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坏。本系列讲述的就是几位大师惨遭中共迫害的经历，本篇说的是民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这个名字，在民国时期可是响当当的。他，没有文凭，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其课堂常常挤满来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学生；他，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却为人低调、谦逊；他，虽潜心学问，却从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贯穿其一生，而他也极有可能是最早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北京赴任提条件
根据大陆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陈寅恪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离开大陆，从此命运便注定。他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喜欢历史”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红色学者”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著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主张学术自由的陈寅恪还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没有答应，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此后，陈寅恪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书记陶铸的关照下，在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
洞穿马列主义危害
陈寅恪早年在欧洲留学时曾读过德文版《资本论》。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觉得俄国人很可怕的陈寅恪，没想到的是，从自己留在中国大陆的那一刻起，以俄国人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可怕开始触手可及。1950年前后，陈寅恪曲笔写了一首名为“经史”的诗来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危害的认识，诗中写道：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首诗陈寅恪引经据典，还着实让人费解。后经几位学者多番揣摩考证，终于了解了诗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虚经”，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苏联重印三百次、发行四千二百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腐史”通常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受腐刑后写成的《史记》，诗中则暗示苏联学者是在严刑胁迫下写成的“虚经”。书中颠倒黑白，美化苏共上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大清洗，为斯大林镇压、流放上千万老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罪行歌功颂德，自然难免充满阴森之气。“溪刻”用的是《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指陈仲子行为“苛刻”，暗讽马列思想对人来说很残酷。显而易见，陈寅恪认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十分严酷可怕。
第二句“鲁论开卷语”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学师生忽然异口同声，人人谈学习，个个学马列。“说瓜千古笑秦儒”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中共一网打尽而不自知。
全诗大意就是：马列主义教条禁锢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竞相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是自投罗网，尽入统治者的彀中。可以说，《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之所以曲笔，自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而当时的现实正如陈寅恪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统治大局已定后，全国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从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强迫大中小学教师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而采用的手段皆来自于延安时期的中共整风运动，比如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一些知识分子不堪压力，或选择自杀或逃离大陆，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中共和毛泽东。从此，人人言必称马列，著述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为荣。由于朝鲜战争，这一改造运动暂时中止，但几年后，中共掀起了对知识分子的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1957年陈寅恪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
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看出了此中真义：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陈先生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陈先生曲笔所写的《经史》一诗对马列主义危害的深刻认知。
疯狂迫害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还披露了陈寅恪最后的时光和惨死的经过。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将矛头对准了这位早已双目失明的老人。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随着陶铸被打倒在地，曾受其保护的陈寅恪的处境也变得十分艰难。助手黄萱被赶走，三名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景，夫人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家财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陈家财物尽失。
造反派们为了验证流传在中大校园内的“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说法的真伪，将躺在病床上的陈寅恪拖下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为了达到将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目的，造反派们想出了一个毒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当即抱头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派们一见十分兴奋，遂加大力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播放。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最后惨死
1969年正月，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爱至深的陈寅恪夫妇常常相对而泣，感叹命运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据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结语
三百年一见的国学大师就此远去，真乃中国文坛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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