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善 来源:正见网
一、丞相护法除弊
宋朝赵普，做丞相时，设置了两口大瓮，放在座位的屏风后，凡是有人投递陈说治国利害的文章、建议等，对其中有价值的文章留下外，其余文章，一律放到瓮中，装满了以后，就拿到大街上去烧掉。
李文靖(沆)说：“我官居宰相之位，确实不能对任何小事，都能做得好。只有对内外呈上来的陈说治国利害的文字材料，一般都不予理睬，姑且算是于国家有所补益罢了。如今国家的防卫制度，非常细致，而且都已落实，如果对人们陈说的意见，轻易就接受，一 一去实行，那么，使国家受到的损害，一定很大。许多人只是一时的想法，呈递上来，为的是邀取个人的功名，他们哪里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呢？百姓惧怕朝令夕改，胡乱折腾。”
陆象山说：“过去，我在“详定编敕所”做事，总以为白吃俸禄可耻。那时候，四面八方上的奏章，朝廷上的大臣当面提纳的意见，有很多建设、改革的建议。对此，大多都要拿来，看一看其中的异议。知识分子，到处游乐，并不熟悉民情，又轻意地喜爱献计献策。一旦按他们的办法去做，计策虽然出自一张纸、几句话，可千千万万的百姓，就要受害。我每每与同事们尽力辩论驳斥，因为朝廷清明，这些争论才得以消停下来。安排研究各种事情，考察核实种种议论的辛苦，当然报答不了做大官所吃的俸禄。不过，这样去做，总算可以补偿其万分之一罢了。”
【冯梦龙评曰】
罗景伦说：“古人云‘好处不达到十分，是不能变法革新的。”这是说改革之类的事情，不能轻易进行。有人怀疑这种说法，认为“难道可以坐视天下的弊病，而不想法挽救吗?”他们不懂得：“革除弊病，保存法，是可以的；认为有弊病而变法，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不守法，才产生弊病；不是因为有法、守法，才产生弊病的！历史上主张变法（改法）的人，往往是想排除异己，自欲独断专权；而主张革除弊病的人，则是要反对贪污、贿赂、淫乱，以利国惠民。”
韩琦、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措施，是“革除弊端，保存大法。”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施行的，则是“因为有了弊端，而改变大法。”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大概可以从此中，看出一定的问题了。
（笔者附言：外国有的宪法，多年遵守，不改一字，而国泰民安。某人一上台，就乱改宪法，灾祸频生。要革除的是弊端，而不可乱改法！）
二、御史台衙门有个老仆役
宋朝御史台衙门，有一名老仆役，向来以刚强正直闻名，每逢御史（名叫范讽）有过失，他（老仆役）就把梃棍(一种象征性惩罚刑具)竖直。衙门中，就把这梃棍，作为验证贤与不贤、对与不对的标尺。
有一天，范讽接待客人，亲自嘱咐厨师给做饭，一连叮嘱好几次。厨师刚离开，又召呼回来，一再叮咛告诉。范讽看见老仆役又竖起梃棍，觉得奇怪，就问他什么原因？老仆役回答说：“凡是指使人的，都是教给他方法，然后要求他完成任务。如果不按法去做，自然有常刑去处罚，何必亲自喋喋不休呢？假使让您掌管天下，你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去多次告诉他怎么做吗?”
御史范讽，既惭愧，又佩服。
【冯梦龙评曰】
这人真是做宰相的贤才，可惜因老仆役的身分，给埋没了。
三、光武帝刘秀不记下人恩怨
汉朝，光武帝刘秀，杀了王郎，收缴其很多文书信件，找到手下官吏与王郎，互相谤毁他的信几千封信。光武帝并不细看，便会同诸位将官，将信统统烧掉了，说：“让那些睡不着觉的人，得以心安吧。”
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起兵反叛。萧道成去进攻，并将他斩首，而跟他起兵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还在破阵、攻城、前进。这时，宫中传言，刘休范已经到了新亭。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都恐慌了，纷纷到叛军营垒中去报名、依附他，总共有好几千人。等到军队到了，原来是萧道成。萧道成当时得到许多报名信，就立即烧掉了。他登上城楼，跟大家说：“刘体范父子反叛，我已经杀掉了，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道成。你们这些人的信件和名字，我都已经烧掉，不用害怕了。”
萧道成的做法，也是来源于光武帝的智谋。
四、薛简肃镇反不扩大
薛简肃在四川做元帅，一天在大东门外设酒宴，城中有兵士叛乱，不一会儿，就被抓住了。都监跑来向他禀报，薛简肃命令：就在抓住他的地方，斩首处决。
民间认为他断案如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必然乱加牵扯众人，十天半月，也不能了结此案。这样不能稳住众人不安的心理。
如果稍稍有意扩大自己的功绩，便不能这样痛快地把事情处理完了。
五、国君在德，不在鼎！
天顺初年，鞑靼酋长孛来，靠近边境。因传闻国宝在边境处，镇朔大将军石亨，想要领导军队巡视边境，乘机获取国宝。皇上(明?英宗)因而问李贤。李贤说：“孛来虽然靠近边境，但不曾侵犯我国，现在无故增加边境的兵马，不可以。何况国宝玉玺，原为秦始皇所造，李斯篆刻的，乃是亡国之物，不值得宝贵。”古人王孙满，曾经说过：“(当国君的)在德，不在鼎。”不要找鼎，也不要找玉玺之类。皇上认为他（李贤）说的对。梅国桢的见解，与李贤的看法很一致。
六、诸葛亮平叛不设汉官
诸葛丞相平定南中以后，一一根据夷人的情况，任为各种官职。有人建议说：“您天威加到此地，南人都服顺了，然而夷人的情况变化莫测，今天服顺了，明天又会反叛。应该趁他们现在来降顺的时候，设汉人的官吏，分别统治他们，使他们归顺，而且得到管束，让他们渐渐习惯我们的政治教化。十年之内，使这帮梳着辫子的野人，变成我们在编的百姓，这是最好的办法！”
诸葛亮说：“假如设立汉官，那么，就得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又没有粮饷，这是第一件不容易的事。夷人刚刚被战胜攻破，父兄死的死、伤的伤，设立汉官而无兵保卫，一定造成祸患，这是第二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当地官吏，积累有可废可杀的罪过，自己内心都有很重的隔膜，如设立汉官，始终互不信任，这是第三件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不留下军队，不用运送粮草；而且把纪律、法令大致确定下来，使夷汉相安，这也就够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夷人也没有再反叛。人们都称赞诸葛亮的这种安排，做得妥当。
【冯梦龙评曰】
晋史记载，桓温伐蜀时，诸葛亮的秘书还活着，当时已经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他：“诸葛公有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秘书回答说：“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桓温便显出很自己得意的样子。那个秘书，呆了半天又说：“不过自诸葛先生以后，还没有见过谁有先生那样妥当的人。”桓温一听，立即感到惭愧，佩服。因为凡事最难做到的就是“妥当”，这二字，就是诸葛孔明的才智啊!
七、高拱论安抚贵州土官内哄
隆庆年间，贵州的土官，安国亨和安智，各自起兵，互相仇杀。当地的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给朝廷，发兵征剿，没有成功，并且将要酿成变乱。
新任巡抚阮文中，将要去赴任，拜见丞相高拱。高拱向阮文中讲：“安国亨最初受一群坏人挑弄，仇杀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疏穷和哥哥安智，怀恨报复。他们互相仇视、攻击，交织在一起，他们相互仇视的语言，难以作为凭证。当地巡抚，偏信安智，所以安国亨既怀疑又畏惧，不服伙朝廷拘系提京，巡抚就以叛逆罪名上奏，说：‘那些叛逆的人，是胆敢冒犯朝廷的人。’帽子扣得很大！现在，他们是民间自相仇杀，于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从拘系提调，也只能算是违拗而已。仅就这一点，就奏请朝廷，轻易发兵剿杀，那么，老百姓肯于束手就戮吗?就是各有伤残，也并未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抵抗的迹象。而巡抚一定要以叛逆罪名，加在他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做人臣的，有人专干欺骗、瞒哄皇上的事。地方上出了事，隐匿起来不让上边知道；而那些生事邀功的人，又往往把小事说成大事，把没影儿的事说成真事。一开始则往严重里说，用来为自己邀功留有余地，最终则极力促成，以证实自己从前的看法正确。这难道真是忠于国家吗?你不大知道其中实在的情形，应当虚心平气对待这件事。去掉他们的叛逆的罪名；而制止住他们仇杀的行为；只定他违拗不听令的罪过，那安国亨一定会出来听凭理论，不是叛逆的实情，自然就清楚了。象这样，只判以本来的罪过，这样就没有不服的了。这才叫做执法准正、天理公道嘛！现今做官的人，往往好在前任官员的事务上，加重情节，以表现自己的风采，这是小丈夫的行为，不是大道之人 所应当做的。你还是应该努力去做好！”（高拱这段话，非常深刻，也切中官场弊病，且有现实意义！）
阮文中到达贵州之后，秘密进行探访，果然象高拱所说的那样。于是绽公开办五件事：一是责令安国亨献出挑拨离间的人员；二是按照民俗，命令做出赔偿，以抚慰安信等人的性命；三是命令：分配、安置好疏穷母子的生活；四是撤销当时为安国亨所授予的职衔，及废除他儿子的权利；五是从重处罚，以惩治其邪恶。可是，安国亨见安智住在省府中，更加疑虑畏惧，怕抚臣把他引诱出来杀掉，所以拥兵如前，始终不出来接受审查，而是上书辨白自己的冤枉。阮文中习惯于不切实际的议论，又上疏皇帝请求清剿。高拱考虑到清剿总不是办法，不剿吧，又有损朝廷威信，于是，援意军事部门，把出兵的请求打回去，最后让吏科 (任命官员的部门)的给事贾三近，前往贵州去审问。安国亨听说吏科的官员，前来审问，高兴地说：“我是听凭审问的人，抚臣一定不敢杀我，我现在可以自己说清楚了。”于是交出那些坏人，而到省衙听审。五件事都按命令去做，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还是不服，阮文中处置了从中挑拨的人，这才服从了。安智也被撤销了所管的事情，跟着他母亲，一起予以安插。科官贾三近，还未到达贵州，而事情已然安定下来了。
【冯梦龙评曰】
少数民族部落的头人们，他们世代享受富贵，没有道理要叛乱。从道理上分析：一定是这样。都是当事人，有的严刻剥削，有的轻慢残暴，有的处理不当，激成他们反叛，尚可原谅，何况未必是反叛呢?象安国亨这一事件，若不是高拱极力掌握，势必动用军队。就算是有幸战胜，并抓获了他，可也消耗掉好几个省的兵和粮，结果是打胜一伙，却互相仇杀、损害了老百姓。太不值得了！是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今天怎能不思念高拱这样伟岸卓越之人呢!
八、郭绪艰辛勇敢，制止云南叛乱
明朝孝宗时期，云南孟养地区、思叠（人名）的部落，不服教化。驻地大臣，商议要剿灭。司马公，上疏认为，当今内外疲困，灾害接连发生，怎么还能用兵呢？应当派遣京中朝廷命官，前往训诫。倪文毅说：“用兵作战的方法中，有这一种：即使兵力不够，也要显示出兵力雄厚。如果象司马公所说的，莫非向天下人表示朝廷软弱吗？而且让思叠听到轻视我们吗?派朝廷命官去劝诫，固然很好，可是如果劝诫后，仍不听从，那么不就没办法了吗?不如开始时，派遣边境大臣中有威望的人前往。那些人应该自己就服从了。假如他们真不服从，再商议剿灭也不晚。于是，下令云南府参议郭绪、和按察副使曹玉，一同前往云南：十多天后，一行人到达金齿。参将卢和（人名）领兵，距离思叠占据的地方 有二段路， 驻扎下来，派人拿朝廷文书去劝诫。去的人都被扣留了。卢和领兵回到千崖，遇见郭绪，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且告戒郭绪，不要靠近。郭绪说：“我受国家恩惠，报答国恩正是好时机。要是你说的那样，作为臣子的名节该如何呢?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何况现在的事情非匈奴可比。万一不能回来，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有人对郭绪说：“苏武是带着黑头发去的，回来时头发已经白了，可您现在头发已经白了，难道能带着黑头发回来吗?”郭绪脸色变得非常严肃，没有回答。当天曹玉副使因有病退回，郭绪一人骑马，带了跟随数人，前去了。走了十来天，到达南甸，道路险要，不能骑马，于是披荆斩棘，徒步前往，大家用绳索牵扯着走。又走了十来天，到了一个大湖，当地的土官，用象车来接。郭绪坐上大象，头顶迷雾，脚踩黄沙，天阴路滑，方向不清，跌跌撞撞，而郭绪更加用力前进。又十来天，到达盂濑，离金沙江仅一舍之地了。郭绪派一官员，拿着文书过江。告知朝廷招抚的意思。土人互相看着，吃惊道：“中国官员，也到这里了吗?”马上派出许多兵，率领象队数万，过金沙江来到郭绪的驻地。拿着长枪硬弓，围起来好几层。有一个翻译，哭着报告说：“贼人马上就要烧杀了。”郭绪申斥道：“你可是要做间细吗?”于是拔出剑，指着他说：“明天渡江，胆敢再说这种话的，斩首!”
思叠（部落首领）看见朝廷晓谕的文书以后，福和祸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听说郭绪为人正义，意志非常坚决，见他只身而来，十分钦佩。立即派了几位酋长，来接受命令，并馈赠土特产。郭绪把赠品，全部退还回去，并邀请思叠来面谈。先讲述他的劳苦，接着替他伸冤，然后责备他反叛。听到的人，都哭得前仰后合，请求归还侵占的地方。郭绪同意了，他们都叩头称万岁，欢声动地！郭绪借机问先前卢参将所派的人，放出来还给郭绪带回。卢和得到郭绪报的信儿，骑马快跑而来。这时，思叠已经撤兵，回到自己的领地了。
【冯梦龙评曰】
象郭绪这样的干才，正义堂堂，磊落皇皇。爱民若子，辛勤奔忙。他没有辜负倪公的信任和派遣。然而这次事件的记录表明，只给郭绪晋升一级。而那些小人、编织（说谎）防卫有功的、横杀无辜的，却得到封官荫子。真是令人心寒！
九、吴惠爱民，安抚义宁洞苗人
吴惠，任桂林的知府，恰巧义宁洞蛮主，勾结湖南苗人作乱。监管部门，正商议进兵征讨。吴惠急忙报告说：“义宁是我管辖的地方，请允许我自己去招抚，不服从时，再征讨也不晚。于是带着十几个人，坐着滑竿，进入洞里。洞所在处，十分险峻，山石攒起象剑戟一样。汉人走路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而瑶人则光着脚跑，上山下岭象飞一样。听说桂林太守到了，启禀他们的首领才得以入洞。吴惠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想来救活你们，没有别的意思。”众人都认真听着，吴惠乘机反复陈说利害，他们的首领，感动得流了泪。挽留吴惠住了好几天，到处参观了他们的城堡地形，几千人护卫着送出境，杀了羊和猪在境上。吴惠说：“好好生活，不要做下后悔的事。”几千人都放下佩刀叩拜，发誓不再反叛。吴惠回来，报告给监管部门，于是停止出兵征讨。第二年，武冈州盗贼兴起，他们宣扬推戴义宁洞主为帅。监管部门都怪罪吴惠。吴惠说：“地方主张安抚，监管部门主张征讨。蛮苗之人反复无常，我承担责任。”又派人到义宁。义宁瑶人从山顶望见是吴惠，派人详细说明武冈的事，是冤枉的。监管部门非常惭愧，武冈的盗贼，也就没有兴起来。义宁人感激吴惠，象父母一样，一直到吴惠在桂林为止，没有人敢在境上骚乱、偷盗的。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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