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来源:正见网
前文，讲的是孔子回答弟子的两句话：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两句的第一句，涩泽荣一没有给出解读，但是第二句，却解读得十分详尽。让人见识到何为真正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涩泽荣一：践行实学
涩泽荣一在他的讲义中，针对“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是这样论述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其全部内容，绝对不会流于空谈，重视实践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仁德的精神上，因为这是行动的根本动机。让弟子以实践为先，学到君子以仁为本的本质后，然后再进行进一步地修饰，让这个本质的外表显得更加文雅美观（更容易彰显，更容易让人接受，更好地为民造福），那么，有了闲暇的时间，就需要学习文学等各种技艺了。
“所有身为人子者，在家的时候，对于父母和年长者，要尽孝，离开家，出到社会的时候，对于亲戚先辈，要有尊敬的态度，面对大众，也要尽心尽力地亲切友好地待人，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要亲近有仁德的君子、贤人，不断培养自己的德性。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地学到为人之道，才会成为实际的学问。但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如果没有进一步地、反复地读习圣贤的著作，进一步研习学问，并进行不断修正不足的思考，很容易固步自封，流于自我狭隘的观念。所以，有余力的时候，不要忘记读各种书，除了修养的升华，还要增加各种知识和技艺。”
这段话的教导，适合于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实际学问（实际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的学问），非常讨厌架空的豪言壮语。从明治六年，我投身实业界至今，一直坚守这个宗旨来行事。我相信经济和道德，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绝不是矛盾的关系。遗憾的是，现在的人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来实际地践行，实在是令人感到惋惜。只因自己无法实际践行，就随意地排斥孔子的教导，不能给以接触和理解，这样的做法，正如同一个人对于某种食物，还未亲自品尝过，就已经主观地厌弃了。”
经济领域 关键在于仁德的实践
我们说过，孔子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孔子对曾子关于忠信方面的回答，第二句则是对有子和曾子这两位弟子的领悟的总结。有子看重家中的孝悌，而曾子侧重对外的忠信。孔子在第二句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的指导。希望这两位弟子能够相互学习，相互补充，这样才是完整地学到了君子的修养。将来能更好地处理所有的关系，把心放大到整个人类，而非仅仅限于君王和家族亲友。目的是做到拥有无私的仁爱，以德教化天下，使得整个社会太平兴盛。目的绝非为了自己的私利。
可见涩泽荣一的解读，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没有一个会流于空谈，都是要弟子实际在生活中进行实践，这样才是君子的本质，所以，他完全看懂了孔子的教导，强调实际践行，要不辞辛劳地对内对外孝悌忠信，指的是实际自己要做到，而非拿着标准空谈理论，自恃清高地去要求别人，指责别人。可见，他讲的实学，绝非今天的技能和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而是仁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做人的实践。对孔子的教导，理解得不仅深刻，而且自己也是在经济领域中实际这样做的。
他提到的经济与道德并不矛盾，可以想见当年他所处的时代，商人的道德观念薄弱，他自己也说过，能够学习儒家经典的，大多为武士中上阶层，商人基本流于技能方面的读写算，只要能与人沟通，会写信件，懂得交易和财会，能进行账务管理，就行了，对于道德的圣贤书，基本不太接触。而幕府末年，武士阶层又极端理解孔子的教导，认为既然要重视道德，就不能染上金钱的味道，以治国为要务，所以武士视经商为下贱的行为。这才造成道德与经济的脱离。人们于是把这个误解归罪于孔子的道德教育。为了纠正人们的误解，涩泽荣一不仅从新解读《论语》，并实际运用于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所以他在解读中，不仅强调“行有余力”的“行”，行孝悌，行忠信，还增加了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直接提及经济利益方面的具体领悟。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真义
说白了，孔子较少论述经济，道理很简单，孔子并未生活在商品经济的时代，而是处于诸侯国混战，百姓急需太平的时代，大家为了各自的私利不顾百姓的死活，这才是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人心不正，道义不再，只见私利，就会人人为敌，所以孔子希望弟子们以德为本，以无私的心态辅佐君王，匡正国家和社会。因此重点讲了孝悌与治国。并非看不起商人。否则，哪来的泛爱众之说呢。
如果，孔子生活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他一样会教导弟子们经商要讲信用，要有敬业精神。也许其重点论述的对曾子的关于忠信的回答，就不是如何治国了，如何管理千乘之国了，而是如何经营讲诚信了，如何不能欺诈他人、看重私利了。所以，涩泽补充的那句话“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正是其实际将仁德运用于具体所处时代的最好的心得之一。
涩泽荣一不会读死书，懂得变通，但变通的是具体工作内容，也就是资本经济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的不同，但是驾驭这些不同经营方式和工作的，永远不变的，还是仁德。这才是真正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真义。他不愧为两千多年后，孔子在经济领域悟性最好、懂得灵活实践的得意门生。只可惜，孔子不能像对待曾子那样，亲自为他进行回答和指导了。
在经济领域践行君子的仁德，与在治国中，政事中，或者家庭中，践行仁德，并无本质的区别，不过是具体事情不同罢了。不同领域，需要不同技能和知识，当然也需要学习掌握，但是仁德在任何领域，任何时代，都是技能和各种知识得以善用而非恶用的主导和关键。当然不存在任何矛盾。经济与道德当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古今中外，各种时代的衰败，都在于道德下滑，如果因日本幕府末年的败落，因中国古代各朝末年的败落而把罪过归到孔子身上，批判孔子，那就太过荒谬了。
相反，谁能按照孔子教导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谁就能出智慧，获得巨大的成就，涩泽荣一就是在资本经济时代懂得识时务，勇于实践仁德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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