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贞观政要》 论文章之道
文：刘如 来源:正见网
师者 传道为本
讲到太宗敬孔子，大兴儒学教育，千古未有，可知他为何能做到这一步？只因他深切明白师者，以传道为本，是以承传和弘扬道德为己任的人，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太宗尊师即为重道，可以教化万民，万民知廉耻，有德行，便不必依赖刑法强行管束，这便是无为而治的状态。那么孔子传的，是什么道呢？就是做人这一层面的德，核心就是仁义二字。
《贞观政要》 旨在传道
读者若有心，会发现，《贞观政要》以“论君道”起笔，以“论慎终”收尾，显而易见，这部史书，是为劝导后世帝王或者主政者，不仅要奉行德政，以此作为为君之道，还要有始有终、坚持到最后。这才是曾子所讲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中慎终的本义。原本就跟办丧事毫无关系。
古代有学问的儒生，都明白孔子办教育的初衷，为的就是传道德给后人（但他把角度放在仁义之理，仁者，人也，仁义就是人这个层次的生命该遵行的道义，莫要将对人的要求与对古代修道成仙者的要求混为一谈。）因此真正的儒者（如今现代人把他们叫做文人），都会以此为自己最大的使命。
这也就是为何这本史书，会以“论君道”起笔，以“论慎终”收尾的原因。作者显然尊奉儒者该有的传人道的责任在写书撰文，只不过，他选择了帝王作为传道的对象，有针对性地教导后世帝王如何重德，让为君者，以唐太宗作为典范领悟为何以及怎样奉行德政的道理。整本书，目的就是向后世帝王传授身为帝王，该如何在治国上，实践仁义的道理。通俗的说就是，教会帝王如何做人，如何重德。帝王有帝王具体实践仁义的方式和学问，做到了就是德政，就是为君之道。《贞观政要》的作者，身为儒者，写史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的目的，向帝王传授以德，以仁义为核心的帝王之道，这就是作者身为儒者，具体践行传道使命的方式。给帝王传正确的做人之道。因此每章每卷都讲重德，事事都以德为核心。并在最后，以“论慎终”结尾，告诫帝王，从始至终，都必须坚守以德为政的道理来治国。
儒学，从帝王到孩童，均授人道
讲到这里，我们便会明白，儒学教育的本质，就是讲做人如何重德的道理。如果针对孩子的启蒙，必从孝道，从悌道讲起，就是如何善待自己的父母兄弟等亲族讲起，这是人道的基本，是学会善良待人的开始，因为这就是孩子接触人的开始。那当然帝王，必然要善待百姓，爱民如子，如果是商人，就要讲诚信，莫要见利忘义。因此儒学，会针对不同的年龄、职业、身份，或不同的阶层，传授做人如何具体重德的道理，因此针对不同的人讲仁义，具体内容就会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道理和学问，如果就职业的角度，比如行医者，形成医道，要求医者以救人性命为使命，要有爱病患的父母心，商人就形成重信义的商道，等等等等，一个仁义，就能展开很大的学问。
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学问，是否受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在于他是否上过学，而在于，他是否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否真正从行为上做到了。如果一个人从行为上做到了，但从未上过学，也算是有学问的人，这在儒家经典《论语》的开篇“学而第一”里，就已经讲明的道理。这样的人，如果立志创业，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就会在事业上有大的成就。比如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往往在研究他成功的历史时，总是强调他只上过小学，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因而觉得他的成功是一个奇迹，其实他的成功，正是为人讲诚信，重道义，不会见利忘义的结果。无论他有多少经营的技术和高明的手段，待人厚道才能统领一个如此大的企业，并走向世界。实践的，正是儒学讲的为政以德的帝王之道。
文章以传道为本 方为经国大业
那么既然懂得了儒学，以传道为本，那么文人，写文章，除了编写历史，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戏曲小说，当然必须同样以传道为本。我们常说顺理成章，大家可知该词的本义？顺理成章，就是要顺着自古传下的做人的道理来写文章，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文章，才能起到归正人心，教化百姓的作用。因此，《三国演义》，无论写的多么生动，讲了多少帝王将相和用兵的谋略，讲的就是一个义字，这段历史，作者通过小说的方式，写出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那就是向人活生生地演出了一个义的内涵，因此，这部小说，才会开卷讲刘关张的桃园结义，百姓才会对关羽和诸葛亮的忠义之举念念不忘、万分敬仰，历史，就在教人做人的道理，而文人的文笔，不管采用何种文体和角度，就该承担起不同层面揭示历史真相的作用，讲出道理的作用。而那些专门以描写风花雪夜，描写男女之情为根本目的的，就不会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离开道德讲男女之情，是败坏道德的行为。不仅无功，反而有罪。这样的文人，如果文笔好，用以描写肮脏的行为，就是最大的败坏人伦，毁人德行的罪恶。称不上是真正的文人。
讲到这里，想起三国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其实，只有传道的文章，才能教育人走正路，成就归正道德风尚的功德，这样的文章，才能经国济世，成为不朽的盛事。也正是儒者对写文章的意义的根本认识。因此，儒家传下的经书，就是经常用以对照和归正自己言行的书籍，讲的是不变的做人的道理，世代相传，受人敬仰，其他书籍，无论文笔多么华美，都无法与经书相提并论。
儒学以传人这个层面的道德为己任，所以，教育之本就是人道的教育，写文章当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道。目的还是教育人。因此，太宗大兴儒学，敬奉孔子为圣人，将孔庙设在最高学府，就是尊师重道，就能教育百姓。成就无为而治的礼仪之邦。
懂得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来学习“论慎终”这最后一章，通过太宗君臣对国政的实际讨论，就能非常具体地理解，如何才叫做“慎终”，为何重德才是“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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