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

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39):帝王自古多行善 只是慎终难

文:刘如 来源:

前文讲到,唐太宗在贞观九年,已获得太平盛世,于是在众臣面前立下志向,要把唐朝治理成万世楷模,为此,鼓励大家一起坚守德政,直至最后。此为慎终。

自古立志易,实现难,实现易,守成难,太宗内心既然立下如此大的志向,内心必然不会轻松,会站在帝王的角度不断思考慎终这个问题,那么他会如何做呢?一个办法,就是继续手不释卷地翻看史书,从过去的帝王身上,得到教训,不断提醒自己,莫忘慎终。我们接着看《论慎终》第四段——君臣论史,深刻揭示慎终的难度与帝王自古多

第四段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 诚以为贤。 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第四段大意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史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数位大臣,按理说也都算是很贤德的。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现在周边各地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想要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富裕安乐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一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真正地为国为民担忧了。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解读:帝王自古多行善  只是慎终难

这段话,透露出三个信息,一个就是太宗当年读到的史书,其记录的,并非什么阶级斗争,而是以帝王为首的不同人的得失的教训,这个教训,始终围绕与否展开。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读的是什么史书,也没提到具体的君王,而是一个读史书后的总的观感,但是我们前边提过,史书,最早是孔子整理为教材的经典,无论《尚书》还是《春秋》,都表明,一开始,历史的记载,专门是记录一朝帝王、或各国君主的为政言行和事件的。直到汉代的《史记》,才系统地为大臣,甚至民间各种典型人物立传。即便如此,帝王列传依旧是放在最核心最首要的位置,称为本纪,意思是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我们看一国主政者的思想志向,为证举措,才能看懂那个朝代兴衰的源头,文化艺术的价值取向,国民的素养特点。无论是编写历史的史官,还是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跟如今浅陋的历史解读,毫不相干。

我们看太宗,读历史看到,古代的君主与臣子,大多并不糊涂,他们也都受过,熟知历史,为君者仁义,懂得选贤,而为官臣子则有济世救民之志,也懂得施行德政,因此,才获得太平。只是,太宗志向宏大,认为他们既然这样做了,应该可以达到三皇五帝时期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才对,但是却没能做到。可见我国历史,昏君不多,主流还是清明仁义,懂得为善的。只不过,达到先古圣王的程度的,能够不被人的欲望左右,坚守到最后的,十分罕见罢了。而太宗的志向,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志向。

第二个就是,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自古帝王和学者,都以三皇五帝为榜样,是为人和治国的宗旨,不变的道理。如果诋毁他们,歪曲丑化他们的形象,鼓励人们怀疑祖先,那么道德必然败坏。古人从来不会把这些圣王,叫做部落首领,今天的丑化,可谓对祖先的贬低和嘲笑,是历代帝王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这样做,等于辱骂自己,来源野蛮,没有高贵的文化源头,何其可悲。道德为何迅速败坏,不言自明。

最后一点,就是魏征回答了太宗的疑问,为太宗肯定了德政的正确,让太宗不要动摇和怀疑,只管坚守下去,慎终与否,才是最大的考验,是能否达致圣王境界,创出理想盛世,超越历代帝王业绩的根本要领。

这就是古人读史书的原因:为了修身。现代人若懂得这一点,便可以获得管理公司的大智慧。有的公司,可以代代传承,历经几百年不倒,都因谨守社训,有严格的宗旨,经营的形式与具体手法可以变,甚至业务内容也可以变化,但诚信,奉献社会,不见利忘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坚守仁义的做人的宗旨,不会变,谁能一直守住初衷,办事业是为大众造福的初衷,谁就能守住商道,使得公司繁荣不败,道理跟治国并无不同。也有很多公司盛极一时,经营一代两代,很快退出舞台,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商的正确宗旨,即使有,也没能传承坚守。就像魏征说的,富裕安乐了,就开始放纵了。不能慎终,必然败落直至消亡。

可见,太宗不仅有远大的志向,使得治国早早就有了目标,而且从开始到最后,都能实践三皇五帝留下的德政,也就是无为治国之道,才达成了目标。也就是说,使得中国人引以为荣,代表中华文明鼎盛时代的,并非偶然,而是出自太宗的人生目标,没有这个目标,群臣就没有努力的方向,但光有目标,不能坚守德政到最后,也是枉然。太宗做到了慎终,这才有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超越了一般帝王的普通太平,这就是贞观盛世留给后人最大的教导,最根本的智慧,并非依靠什么技术的高级、法制的严密或者不为人知的高明手段。

从那之后,太宗只要有违背之处,就被魏征指出,让太宗记起自己要慎终的志向,在《论慎终》中,记录了魏征写给太宗的一篇奏疏,在十个方面提醒太宗已经开始有放纵的迹象,这篇奏章被完整记录下来,对太宗出错之处毫无掩盖,直言不讳,更加显示出太宗的坦荡胸怀,他并非没有过错,而是被指出错误后的敢于直视和接纳的态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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