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来源:正见网
通过前文，我们已经领教了魏征劝诫太宗的奏疏，言辞是何等大胆直白，在太宗出现前所未有的辉煌盛世时，给了太宗当头一棒，列举了十条败德行为。让人非常地吃惊，魏征何以如此大胆，即使是现代人对待朋友，恐怕也要有所顾虑。我们看完太宗的反应，就会恍然大悟。
列为屏障 朝夕瞻仰
原文：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大意：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征说：“臣子侍奉君主，顺从旨意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监察辅助之臣，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一定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有违此言，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还有何办法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深深感到你的意见言辞虽然激烈但道理非常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以便早晚都能够瞻仰到，得到你的警戒和教诲。再者，我会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解读：看圣王的境界
面对臣子列举的十条不德，太宗的第一句话，出人意料，居然是“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不但不动怒，反而忠奸分明，十分明智，可谓英明之君。非常体谅臣子，知道臣子敢言的勇气最为难得可贵。只有真心待自己的臣子，真心为国着想的臣子，才会不顾自己的前途与性命，冒险得罪君主讲出真话，所以不但不动怒，反而十分珍惜。
太宗的度量是惊人的，人人皆知，看出别人的过错很容易，指出别人的过错虽然需要勇气，难度也不算很大，但能接受别人的指责批评，高兴地改过，是非常难的。何况身为高高在上的帝王，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最是志得意满的时候，被人当头一棒，列举了这么多罪过，不降罪已算是大度，何况完全接受，不但接受，还要做成屏风，丝毫不觉有损帝王的颜面，且言辞十分礼敬，充满感恩之情，用了瞻仰二字，以师礼待臣子。不仅做到了孔子的教诲：“君使臣以礼”，这个礼已经超出了君臣普通的礼。颇有周文王拜请姜太公的谦恭气度。对贤臣，十分礼敬。不仅如此，太宗还要把这篇写满自己不德行为的文章，公开于史书，让后世都能看到，作为对未来帝王的训诫，这就不仅是明君的境界了，而是圣人才有的气度。为千秋后世着想的心，绝非常人，因而太宗被后人称为圣王。也正如此，才有了史上最完美的贞观文化。
君子与小人 区别不在是否有错
太宗是帝王的典范，也是君子的典范，根据儒典《论语》，“小人之过也必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在会不会出错，而是在于出错后，如何面对过错的态度与做法上。小人闻听到自己的过错，必然文过饰非，进行掩盖，但君子有了过错，如同顶头日月的盈亏，人人得以发现，很快就会纠正更改，因此人人都会敬仰他。
显然，太宗在处理政事上的态度与做法，就是最好的明证。太宗闻过则改，且太宗的过错，人人皆知，也不掩盖，反而写入历史。因此得到后世的敬仰。因此，君子不是不会犯错，关键在于要知错能改，这是与小人最大的区别。
今天的人在评论古人时，往往因为人的一时过失，就否定古代人道德的高尚，认为古今毫无区别，因而对道德的沦丧不以为然，不以为耻，这是歪曲儒家教育的结果。古人对君子与小人的概念，十分清晰，对待错误，更是知错能改，十分坦荡。在《论慎终》的最后一段，太宗与魏征论政，尤其是魏征的回答，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原文：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大意：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我看近代的帝王，有的能传位十代，有的仅一代两代，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因此常感忧虑恐惧，或因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因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因而希望你能提醒我，为我讲明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征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解读：近古帝王因失德而导致国家短命败亡，太宗想要牢记教训，因此嘱咐魏征，看到过错，一定要指出来，他必定会遵照臣子的教导进行改正。而魏征是一介大儒，对做人的道理非常明晰。他告诉太宗，私欲嗜好，喜怒情感，不分贤者还是愚者，人人皆有，贤者在古代，已被视作君子，愚者与贤者相对应，其实泛指包括小人在内的普通人，也就是说，这些私欲私情，自私与欲望的一面，人人都有，因此劝太宗不必太过紧张，关键在于，能否节制，控制欲望和过度的情感，对不好的一面进行抑制，不让这些东西过度，能不断这样做，就是贤者了。也就是君子了。而愚者小人，就差在这里，不知道节制克制，最后放纵到毁灭自己的地步。
魏征的话，其道理就来自《论语》，很清楚地阐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是否能理性面对欲望等人性中恶的一面，能否节制欲望和情感，并非君子就没有私欲和情感，也并非让君子变得毫无欲望与情感，说白了，就是要有度，也就是孔子教导的中庸之道。后世学者把道家修道者放弃一切人的欲望的境界要求掺进做人的标准，这是不对的，孔子讲的始终是做人的道理，只要守住人的仁义，并不要求普通人要绝对放弃人的欲望，只要求适当、节制，不因此犯罪伤害他人就行。所以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自《论语．里仁》，孔子说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句话。）
我们一直对儒家教育认识不清，概念混乱，这是宋代开始，派别林立，争论不休的原因，也是今天孔子被歪曲的根本原因之一。儒家扬善，正因人善恶同在，必须时时警惕恶的一面，才能守住善的一面，不至于道德下滑，毁灭自己。因此需要教育。
到此为止，整部《贞观政要》基本解读完毕，从《论君道》开笔，以《论慎终》结尾，核心就一个，讲的就是唐太宗如何重德，奉为君道，并坚持到最后的道理。写成史书，教导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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