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风 来源:正见网
知晓张道陵的人多，而知道赵升的人大概就没有那么多了，他就是张道陵最喜欢的弟子，与张道陵一起白日飞升的神仙。
有一次，张真人（张道陵）分付赵升到集市上买绢十匹。赵升交钱后，取绢而归。行至中途，忽闻背后有人叫喊云：“劫绢贼慢走！”赵升回头看时，乃是卖绢主人，飞奔而来，一把扯住赵升，说道：“绢价还没有还清，如何将我绢去？好好还我，万事全体！”赵升也不争辨，但念:“此绢乃吾师欲用之物，若还了他，如何回复师父？”便脱下貉袭与绢主，准其绢价。绢主尚嫌其少，又脱锦袄与之，绢主方去。赵升持绢献上真人。真人问道:“你身上衣服哪里去了？”赵升道：“偶然病热，不曾穿得。”真人叹曰：“不吝己财，不谈人过，真难及也。”乃将布袍一件，赐与赵升，赵升欣然穿之。（出自《三言两拍》有删减修改）
明眼人大概都知道那位卖绢人其实是张道陵幻化而成，专为考验赵升的。能够让张道陵如此叹服的，唯有赵升一人而已。
作者: 严自律 来源:正见网
戚继光义斩独子
戚继光是明代一位传奇式的将领，他带领“戚家军”抗击倭寇，驰骋疆场，是杰出的军事家。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定远(今属安徽)人。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曾官至都指挥，署大宁都司。戚继光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虽然家中贫穷，却十分喜爱读书，通经、史的大义。嘉靖年间，世袭父职，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后来又调到浙江任参将。当时倭寇入侵，危害甚烈，所以他在山东和浙江时的主要任务，都是抗击倭寇。
任职浙江的时候，他在金华、义乌等地，召募三千士兵，加以严格训练，教他们作战、布阵之法，终于多次打败倭寇，这就是人称“戚家军”的部队。一时间，戚家军威名远扬，使倭寇丧胆。戚继光及其部队，曾前后转战于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河北等沿海一带，屡败倭寇，戚继光成为当时抗倭斗争中最重要的将领。戚继光训练军队很有办法，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军纪严明，作战有方，常常打胜仗。戚继光曾将他的军事思想等加以总结，写成《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武备新书》等著作，留传后世。故戚继光去世以后，继任者谨守戚继光在任时的成法，以御倭寇，也保持了海疆几十年无事。
戚继光多读书，有智计，深谙武略，威震四方。戚继光壮年时，膝下只有一子，已二十多岁，很有胆略。他跟随父亲在军营中，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所以也很懂得用兵之道。他和戚继光手下的其他将领一样，独当一面，抗击倭寇，称得上是戚继光的得力助手。
有一次，戚继光派儿子带着一个副将出外作战。未料儿子和手下的副将，由于麻痹轻敌，这一仗竟大败而归。戚继光得到战败的消息，立刻命令各路将士在校场集合，将儿子和那员副将，绑到面前。戚继光怒不可遏，当众宣布两人的罪状后，便喝令左右，将两人按照军法处死。众将领一听戚继光要处死儿子，纷纷跪下，请求宽恕这两个人，戚继光断然拒绝；在场的全体兵士，也都跪下求情，戚继光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命令将两人处死了。
戚继光夫人，在家听到丈夫要处死儿子的消息，立刻派人飞骑赶来，请求代儿子一死。待使者赶到校场，儿子已经被戚继光处死了。
众将士见戚继光军纪如此严明，都大为震动，私下里说道：“戚将军对儿子都这样毫不姑息，如果我们不出全力，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戚继光后来的遭遇，并不是太好。他任抗倭将领时，正逢张居正当宰相。张居正对戚继光是全力加以保护，只要有人进戚继光的谗言，他总是不听，或干脆将此人调任。所以，戚继光没有后顾之忧，便全力戍边，战绩辉煌。待张居正逝世后，继任者却不断对他进谗言，施打击，先是调任，接着是免职家居，最后竟然夺去了他的俸禄。戚继光终于在这样的境况下，去世了。
(《明史•戚继光传》、《稗说•戚南塘用兵》)
邵晋涵受教成大学问家
邵晋涵是清代著名学者，字与桐，号二云，南江余姚(今属浙江)人。
邵晋涵年幼时，晚上总是和祖父邵向荣一道睡。邵向荣是个有心人，一心要把邵晋涵培养成才，所以对他的学习督促甚严。每天到深夜，邵向荣只要一觉睡醒过来，便总是抓住邵晋涵的腿，把孙子摇醒，叫他背诵白天所读的书；或者举出经籍史书中的疑难之处，耐心地讲解给他听。有时候，又列举前代名贤的种种事迹，教育邵晋涵。如果邵晋涵记不住祖父所讲授的东西，邵向荣就一直摇着他，不让他安然入睡，直到邵晋涵牢记不忘为止。
邵向荣一直坚持以这样的方法，督促孙子读书。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邵向荣这种教育方法不顾及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未免有过于残酷之嫌。然而，正是这种极为严厉的教育方式，才造就了一位知名的学者。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邵晋涵一举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他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分，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具体负责史部的修纂工作；并和当时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学者纪昀一起，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曾从《永乐大典》这部大型类书中，辑出薛居正所撰的《旧五代史》，并根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籍以补其缺，又参考通鉴长编及各种史书及宋人笔记、碑碣等加以辨正，使该书得以复传。尤其是他对经学颇有研究，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尔雅正义》、《韩诗内传考》等，另还有《輶轩日记》《南江诗文稿》、《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等著作多种，传世。
（《清史稿•邵晋涵传》、《郎潜纪闻二笔》卷一）
文/天缘
范纯仁，字尧夫，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次子，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一生为人谦逊温和，正直宽恕，从来不对人严声厉色。只要出于道义，再困难危险的事他也毫不畏缩。至于面对分歧和私怨、屈辱或不公时，他从来不去计较，总是宽恕于人，大公无私，以大局为重。
熙宁二年，范纯仁直言上书批评王安石变法，因此遭到贬逐。司马光复相后，准备将新法全部废掉，范纯仁却说：“把那些太过份的去掉就可以了。”并劝司马光如果有可取之处应尽量采纳，司马光非常生气。范纯仁叹息道：“怎么又是一位固执的相公啊！”
蔡确结党营私，范纯仁非常反对他。后来有大臣认为蔡确的一首诗是毁谤圣上，范纯仁却认为应宽厚处理，不可以这样兴诗狱，坚持不同意将蔡确贬往新州，以至被人误认为他是同蔡确一伙的。
苏辙与范纯仁之间平时有很多分歧。有一次苏辙论述殿试试题时，引用了汉昭帝改变了汉武帝法度一事，结果惹得皇帝震怒，说怎能以汉武帝与先帝相比。苏辙只有退下等着被治罪，此时，大小官员没有一个敢抬头看，只有范纯仁从容地站出来向皇帝进言解释，终于使皇帝怒气渐消，苏辙免于被责罚，但范纯仁后来还是因此事被降职。苏辙事后敬佩地向范纯仁说：“您是佛地排位中人啊！”
宋朝的章惇，他当宰相的时候，把元佑年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重要大臣全部都放逐到岭南地区；范纯仁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当他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就立即欣然前往。范纯仁每每教诫他的儿子们：“心中不可以存有一点点的不平啊！”只要是他听到了孩子们有一点点埋怨章惇的话，就一定会予以制止。在前往岭南的路上，范纯仁坐的船在江中翻覆了，而他只是弄湿了衣服而已。这时候他回头对孩子们说：“难道船翻了，也是章惇害的吗？”
范纯仁被贬到永州后，听说韩维被贬往均州，但韩维的儿子申辩说韩维执政时曾与司马光不合，结果韩维因此而免于被贬。范纯仁的儿子也想替范纯仁如此申辩，说他当时也与司马光意见不和，但范纯仁制止说：“我因为司马光的荐举才位至宰相，以前我们同朝论事时有不和是可以的，但现在你们这样说就不对了。要我心中有愧地活着，不如心中无愧地死了。”他的儿子也就作罢了。
在永州的三年中，范纯仁心平气和，自得其乐。有人对他蛮横无理，一般人无法忍受，而范纯仁却不为所动，也不在事后怀恨。每次和客人交谈，只是谈论圣贤修身养性之事，其它的事一句也不说。他的气色与外表越来越安康宁静，就像在京城一样。
范纯仁曾经说：“我一生所学只得‘忠恕’二字，一生受益无穷，用在朝廷上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与同族的人和睦相处，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这两个字。”他还经常告诫子弟说：“即使最愚蠢的人，在指责别人时也是清醒的；即使非常聪明的人，宽恕自己的过错就是糊涂。你们应该以指责别人之心来指责自己，用宽恕自己之心来宽恕别人，如此就不用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地了。”
曾有亲族向范纯仁请教修身养德之道，他说：“只有俭朴可助人廉洁，只有宽恕可成就德行。”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6年6月5日
辛弃名
冯唐当时只是一个小郎官，但他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敢于向汉文帝进谏，汉文帝则虚心纳谏，于是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冯唐论将、文帝赦魏尚的故事。(图:Sunny/大纪元)
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四十岁时贬官出京，任密州知州，但他时刻不忘国家安危，希望报国出力。公元1075年，北方辽国胁迫北宋割让大片边地；西北西夏也时常犯边。苏轼渴望有冯唐这样的人，识才举荐，使自己能从新得到朝廷重用，效力疆场。他写了一首《江城子》的词，纪念一次打猎活动，题为《密州出猎》，发抒自己的报国感概。这是一首有名的述志词，其中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词句。苏轼自比汉代的云中太守魏尚。笔者在这里，就来讲说冯唐批评汉文帝及汉文帝改错赦魏尚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
冯唐是西汉文帝时人。冯唐祖上是战国时的赵国人，汉初迁入关中安陵县，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冯唐任汉文帝的中郎署长。中郎是皇帝的警卫队，署长是中郎里的一个小长官。郎官在皇帝身边，皇帝高兴了就问长问短，郎官就有与皇帝说话的机会。
有一天，汉文帝车驾经过中郎署，出来一位老郎官接驾，这位老郎官就是冯唐。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之君，举贤良，就是由汉文帝开创的。举贤良，就是由中央或地方高官，按朝廷要求的条件和名额，推举敢讲真话、实话的人，到朝廷评议政治，朝廷出题，贤良答卷，直言得失。这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皇帝纳谏的机会。冯唐是多年的老郎官，年事已高，还未得到升迁。汉文帝见冯唐年岁大，就尊称他为“父老”，就是“老人家”的意思。文帝问：“老人家，你是什么时候出来做郎官的？家在哪里？”冯唐说：“臣家世居赵国代地，本朝时迁到安陵。”冯唐讲说他的身世。汉文帝原来就是封为代王。代地在今山西东北部与河北西北部一带，在汉时是边地，与匈奴接攘。汉文帝得知冯唐祖籍是代地，就是同乡！一下拉近了君臣关系，话也多了起来。
汉文帝感慨地说：“我在当代王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谈起秦末巨鹿之战赵将李齐的非凡才干，直到今天，我每端起饭碗，脑子里就浮现出李齐骁勇善战的身影，我的心就飞到了巨鹿城下。老人家可知道李齐的事吗？”冯唐说：“臣当然知道。但李齐与战国时赵将廉颇、李牧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文帝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冯唐说：“臣祖父在李牧帐下，做百人之长，臣父亲做过代国相，与李齐同僚，深知他们各自的为人。”文帝听了很兴奋，情不自禁地慨叹起来，拍著大腿说：“我恨不能得到廉颇、李牧为将，若有此二人，还怕匈奴吗？”
冯唐接着冲口而出，他说：“陛下，臣斗胆说一句，只怕有了廉颇、李牧，陛下也未必能用！”
文帝脸色一沉，怒气冲冲，进入宫中，把冯唐晾在一边。左右的人都受到惊吓，大家埋怨冯唐说话没分寸，又都替冯唐捏一把汗。过了好一阵，汉文帝消了气，正式召见冯唐说话。文帝问冯唐：“你为何当众给我难看，难道不能单独对我讲吗？”冯唐陪罪说：“臣是一个大老粗，说话没轻重，还望陛下宽恕。”
汉文帝不愧是一个开明之君。他原谅了冯唐的冲撞，感到冯唐话中有话，朝廷可能有什么过失？所以他才召见冯唐，询问为什么有了廉颇、李牧不能用。冯唐一一道出了原委。
原来云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有功，只是在申报战功时，差了六个首级，皇上就把魏尚抓起来，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将他投入监狱。冯唐说：“臣认为陛下法太严，处事赏轻罚重，对良将不信任，因此才那样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也不会用，魏尚就是例子。”冯唐还滔滔不绝的讲了一番君臣信任的用将之道。文帝见冯唐指出了他的过失，不但不生气，而且非常高兴，立即特委冯唐为钦差大臣，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云中，赦出魏尚，官复原职。
冯唐当时只是一个小郎官，但他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敢于向汉文帝进谏，汉文帝则虚心纳谏，于是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冯唐论将、文帝赦魏尚的故事。
魏尚复出后，匈奴再也不敢进犯汉朝云中的边境。（事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梁馨
凤阳明鼓楼 （网络图片）
作者： 李晓径
因为喜欢旅游，也曾游览过多处名胜古迹，可是凤阳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与众不同，我因此去过二次。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举世闻名的明中都皇城和明皇陵。
凤阳中都鼓楼
凤阳明鼓楼十分有名，据说是中国最大的鼓楼。鼓楼建于明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矗立在城中的广场之上，由台基和殿楼两部分组成。鼓楼是中都城的重要附属建筑，和西边的钟楼相距六里，遥遥对峙于中都城中轴线的两侧。在尽显斑驳但又坚实牢固的砖墙之上，远远的就可见城楼上方嵌着“万世根本”四个的楷书大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笔所书。大字之下的砖墙上，还有用同色砖条拼砌出的佛教的“万”字符。穿过鼓楼城下类似天安门一样的门洞，从另一边出来，回身望去，砖墙之上同样嵌着“万世根本”的四个大字。
“万世根本”留给后人一个迷思，有人猜想着朱元璋写这四个字究竟是何用意？是想用这样的一座建筑，这样的四个字来告诉后人大明朝的万世基业其根本就在这凤阳城内，还是另有他意？前几日在写《道者，所以历久弥新也》一文时，一个答案竟然跃然纸上：“古人想到的不是一世，而是万世根基。”何为万世根基？是坚固的城池和精良的军备吗？强大的军事力量固然是开国、护国之需，而正统的中华文化方才是立国、守国之本啊！
凤阳明鼓楼 （网络图片）
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楹联：
凤阳鼓楼（怀抱昆仑）
问谁个识万世根基，三千年史册读来，无不是民生疾苦；
登斯楼忆当时人物，八百记钟声敲破，教听取风雨苍茫。
凤阳是明朝的龙脉
凤阳还有许多旅游景点，如龙兴寺、明皇陵、禅窟寺、狼巷迷谷、韭山洞等。
龙兴寺的前身是朱元璋出家礼佛的皇觉寺，因该寺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发祥之地，与整个朱明王朝有着渊源关系，被称为圣庙。
狼巷迷谷和韭山洞在县城的南边30里，乘车行驶在山路之中，青山绿水，绵延不绝，让人心旷神怡。不禁想起风水学家们所讲的，明朝的龙脉在安徽凤阳。风水学把起伏的山脉称为龙脉，根据《雪心赋正解》：“龙者，山之行度，起伏转折，变化多端，有似于龙，故以龙明之”。因为龙的活动范围是变动不定的，但大多数龙脉都是依山傍水而生的。
进门后首先游的是禅窟寺，始建于汉武年间，据说比中国第一禅寺白马寺还早几百年。狼巷迷谷是石林地貌，地形奇特、沟壑纵横、明谷暗涧、沟沟相连、谷谷相通。记得还看到过一尊达摩芦苇渡江的石像。
狼巷迷窟一线天 （网络图片）
韭山洞因山暖多产野韭而得名，距今已有五亿年的地质历史，为喀斯特溶洞。此洞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山洞全长一千四百七十二米，据史料记，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义兵时，韭山洞就是其藏兵议事的地方。
明皇陵位于中都城西南7公里处，陵园初建于吴王时期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占地2万余亩。当时有城垣三重，周长二十八里。陵墓中安葬着朱元璋父母及兄嫂、侄儿的遗骨。
皇陵碑额篆有“大明皇陵之碑”6个大字，因碑文系朱元璋亲自撰写，又名“御制皇陵碑”。朱元璋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艰辛家世和开创江山的艰难，秉笔直书，历述家世实情与戎马生涯。
来源： 看中国
作者: 默安 来源:正见网
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文学家杨维桢，字廉夫，晚号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因早年读书于铁崖山，因而又自号铁崖。他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出生，泰定四年(1327)考中进士，授天台县尹，后改钱清场盐司令。因耿直得罪上司，十年未得升调。后官至江西儒学提举。他为官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有政绩。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居浙江富春山，后来徙居松江(今属上海)。他很懂音律，每日与才俊之士交游，或舞文弄墨(他又是书法家)，或横吹铁笛，唱歌起舞。入明，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志，他应召修定后，即还家家居。
杨维桢一生主要以书法家、文学家、诗人著称，著有《东维子文集》三十卷，《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乐府补》六卷，《复古诗集》六卷等。他的书法长于行书、草书，又能文、工诗。其诗文名，在当时都甚高，是元末诗坛的领袖人物。
杨维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与他年少时候的一段苦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少时天资较高，每天能记诵古文数千言。杨维桢的父亲杨宏，不以此为满足，又特意在铁崖山中筑了一座小楼，在小楼的周围，植梅花上百株，以培养儿子的高雅节操。他在楼中放置了数万卷的图书，让杨维桢在楼上苦读。又特意将上下楼的梯子拿走，不让儿子下楼，以防止他分散精力。杨维桢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潜下心来，苦读了五年。由于通读了经史百家，故很有学问，即使是一些名望很高的老学者，学问也不及他。杨维桢考中进士做官以后，曾经参与修撰辽、金、元三朝史书。在修史书中，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曾作《正统辩》数千言，以至总裁官欧阳元功，对他也十分赞赏，叹息道：“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
杨维桢父亲杨宏，把儿子置于禁楼苦读，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
文章，写了父亲把儿子禁在楼上，让孩子专心静气地读书，终成大器。他不让孩子接交赌朋酒友等不良之辈，不染恶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读正义书，不交坏朋友。这样的孩子必成大器，这是毫无疑问的。
(《明史•杨维桢传》)
来源:正见网
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清代人朱介如说，他曾因中暑，头晕眼花，昏卧在榻。恍惚之中，觉得忽然来到一片旷野之中。清风飒飒，极为凉爽舒适。举目四望，渺无人迹，竟不知往哪儿去。
忽然，他发现，前方有数十人在走动，便姑且跟随在他们身后。不一会儿，便来到一处官府，那数十人走了进去，他也随着走进去。只见殿宇宏伟，厅堂宽敞，正殿的左右两侧，都有长廊，一些官吏、差役模样的人，正在忙碌奔走，来去匆匆，似乎是在为某大官升堂审案，做准备工作。
这时候，忽有一吏走来，握住他（朱介如）的手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仔细一看，认出是已经过世的老友张恒照，他这才省悟，自己是来到阴曹地府了。便把自己因迷路来到这里的经过，告诉张。张恒照说：“生魂迷路，误入阴司，这样的事，倒也常有。阎王爷就是看见了，也不会责怪，但免不了要讯问几句。为了少找麻烦，你不如暂且到我那廊屋里去坐坐。等阎王爷退了堂，我再送你回去，也顺便问问我家里的情况。”朱点头称是，便被领进廊下的堂屋里。
刚坐一会儿，便听堂鼓轰鸣，皂役齐声呼吓，阎王爷已经升堂了。朱介如禁不住好奇地由窗户眼，向堂上偷看。只见刚才一路同来的数十人依次受审。阎王问些什么，他们答了什么，已听不清楚了。只见其中的一个人，他伸直脖子，昂着头，似乎是与阎王争辩，一副很不服罪的样子。
只见阎王把衣袖一挥，那大殿的左侧，忽然出现了一面大圆镜，直径足有丈余。那大圆镜中，顿时呈现出一个妇女被反绑着双手，正在受人鞭挞的场面。忽而，镜中又像电光似的一闪，镜中又出现一个妇女流着眼泪，忍受着被人强暴的场面。那人看了，立刻脸色苍白，趴在地上磕头，口称：“伏罪！”（承认他曾经对那两妇女有犯罪行为）阎王便命人将他拉下去。
过了许久时间，审判才算终结。等阎王退了堂，吏役们散去，张恒照又来到堂屋，与朱介如说了一会儿话，也打听了家里子孙的近况。朱把所知道的略说一二。张恒照听了不免叹息，摆摆手说：“算了！不要再说了。不知道，想打听打听；听了，又无端地给人增添烦恼！”
朱岔开话题，问道：“刚才公堂上所显示的那面大镜，大概就是所谓的‘业镜’吧？”张恒照说：“是的。”朱介如又问：“镜里的影像，应该像她本人的原形。但是，现在那两个妇女没来，镜中怎么会出现那两个妇女的原形、影像呢？”张恒照说：“人间的镜子，只可照出人的外表形貌，而神镜却可以照出人的内心世界。人每做一件事，他自己的心里，都是非常明白的。也就是说，有心去做每一件事，都可能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只消用‘业镜’一照，一切都会一目了然，原形毕露。如果是无意中做了一些过失，自己心中本来就没有这种印象，任凭‘业镜’如何去照，也看不见有什么影子。这是因为心中不存在这件事，‘业镜’自然显不出影像来。阴间断狱，主要便是根据有心或无心，来判断善、恶。神最看重的是人心！这一点你应当认识清楚。”朱又问：“神镜何以竟能照见人心呢？”
张恒照说：“心，虽然是不可见的，但任何事物都可能在心中留下了形迹。人死后体魄虽离，而性灵却是存在的。神识不灭，犹如荧荧灯火，永照不熄。业镜，照外没有遮蔽，照内则虚灵通明。这样，内外晶莹透澈，虽是极微细的事物，也会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任何人做过的事，都会在自己心里，留下影象，被业镜照出。”
张恒照说罢，便拉着朱走出来。朱介如只觉得身体忽高忽低，忽上忽下，犹如一片随风飘摇的败叶。倏忽之间惊醒过来，却是躺在家里的床上。
这故事发生在乾隆甲子(1744)年七月，正是乡试开考期间。我（纪晓岚）曾纳闷朱介如为何来迟？他就给我说了以上这个故事。
文/林灵
清代有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毕沅，是江苏镇汀人，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媲美的《续资治通鉴》，就是他编篡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毕沅任陕西巡抚，赴任的时候，经过一座古庙，毕沅进庙内休息。一位和尚正坐在佛堂上念经，人报巡抚毕大人来了，这个老和尚既不起身，也不开口，只顾念经。
毕沅当时只有四十出头，英年得志，自己又中过状元，名满天下。他见老和尚这样傲慢，心里很不高兴。
老和尚念完一卷经后，才离座起身，合掌施礼，说道：“老衲适才佛事未毕，有疏接待，望大人恕罪。”
毕沅说：“佛家有三宝，老法师为三宝之一，何言疏慢？”随即，毕沅上坐，老和尚侧坐相陪。交谈中，毕沅问：“老法师诵的何经？”
老和尚说：“《法华经》。”
毕沅说：“老法师一心向佛，摒除俗务，诵经不辍，这部《法华经》想来应该烂熟如泥，不知其中有多少个‘阿弥陀佛’？”
老和尚听了，知道毕沅心中不满，有意出这道题难他。他不慌不忙，从容地答道：“老衲资质鲁钝，随诵随忘。大人文曲星下凡，屡考屡中， 一部《四书》想来也应该烂熟如泥，不知其中有多少个‘子曰’？”毕沅听了，不觉大笑，对老和尚的回答，极为赞赏。
献茶之后，老和尚陪毕沅观赏菩萨殿宇，来到一尊弥勒佛的佛像前，毕沅指着弥勒佛的大肚子，说：“你知道他这个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老和尚马上回答：“满腹经纶，人间乐事。”毕沅不由得连声称好，因而问他：“老法师如此捷才，取功名容易得很，为什么要抛去红尘，皈依三宝？”
老和尚答说：“富贵如过眼烟云，怎么比得上西方一片净土！”
两人一同来到罗汉殿，殿中十八尊罗汉各种表情，各种姿态，栩栩如生。毕沅指着一尊笑罗汉，又问老和尚：“他笑什么呢？”
老和尚回答说：“他笑天下可笑之人。”
毕沅一顿，又问：“天下哪些人可笑呢？”
老和尚说：“恃才傲物的人，可笑；贪恋富贵的人，可笑；倚势凌人的人，可笑；钻营求宠的人，可笑；自作聪明的人，可笑……”
毕沅越听越不是滋味，连忙打断他的话，说道：“老法师妙语连珠，针砭俗子，下官领教了。”
毕泥说完，深深一揖！便带领仆从，离寺而去。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6年6月4日
作者: 汉风 来源:正见网
道家很多修炼人得道升天时，大都会采取尸解的方法离开，很少采用白日飞升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人间本是一个迷，一旦白日飞升就会破迷，人们都会去信神，也就很难从本性上看到一个人的好坏了。
据《续仙传》记载，裴玄静是缑氏县令裴升的女儿，鄠县县尉李言的妻子。玄静小时就很聪明伶俐，母亲教她诗书，她都能背诵下来不忘记。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妇功、妇容的标准要求自己。
她特别好道，就向父母请求，给她设置一间静室让她修道。她的父母也好修道，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就每天烧香瞻仰礼拜道像，婢女服侍她，她便把婢女赶出去。她独居一室，另有女伴和她一起说说笑笑。父母去看她的女伴，又看不到人，问她，她又不说。她思虑纯静，闲适淡泊，虽然骨肉之亲常见，也还是恭守礼节，一点也没有轻慢的表示。
二十岁那年，父母要把她嫁给李言。她听说这件事，坚决不同意，只愿意入道，以求度世。父母劝解她说：“女孩子生来就是要嫁人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出嫁的时机不可错过，礼节不可亏缺。倘若你入道没有得到正果，就没有归宿了。南岳魏夫人也嫁过人生过孩子，后来成为上仙。”玄静听了父母的劝告，就嫁给了李言，执守妇礼很周到。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她就告诉李言：“因为我一心向道，神人不允许我做您的妻子，请终止这种关系。”李言也慕道，就听从她的话答应了。玄静就在静室独自居住烧香修行。夜间听到玄静屋里有说笑的声音，李言稍稍产生了疑心，没敢惊动玄静她们，就悄悄地从墙缝偷看。 看到玄静屋子里满屋光明，闻到浓郁的异香。又看到有两个女子，年龄有十七八岁，梳着凤髻，穿着霓裳，姿态妩媚俏丽。还有几个侍女，都留着云髻，穿着绡衣，姿态柔美地站在旁边。玄静则与两个女子谈论着。李言觉得这事奇怪，就回去了。
等到天亮向玄静询问，玄静回答说：“有这回事，这是昆仑山的仙侣来看望我。 仙已经知道您偷看了，用法术禁止您，而您没觉察出来。再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偷看了，恐怕您被仙官责罚。但我与您宿缘很薄，不是久在人间之道。念您还没有后代，等上仙到来时，我能替您说说。”后来的一天晚上，有个仙女降临到李言的卧室。过一年多，那个仙女又降临了，把一个小孩送给了李言，说：“这是您的儿子啊，玄静该走了。”三天后，有五彩祥云在李家上空盘旋，仙女奏着天乐，凤凰驮着玄静升了天，向西北方向而去。这时是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地点在温县供道村李家置买的田庄。
我们大都认为修炼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却原来神仙也有他们的快乐，甚至比我们快乐百倍而不止。人为什么还要留恋人间的那些蝇头小利呢？这样看来，修炼人才是最聪明的，修炼才是明智之举。
原文：裴玄静，缑氏县令升之女，鄠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 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 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 “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作者: 文仙 来源:正见网
我们所知道的名胜古迹，大都有一段美丽的神话传说。
叶法善在天台之东数年，五月一日，忽有老人号哭求救道：“我东海龙王也，天帝命我守护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换，若无失脱，便超登仙品。我今已守了九百七十年，有一妖僧逞其幻法，住在海峰，日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决为妖僧所取，小神受责非轻。五日午时，乞赐丹符垂救。”
至期，叶法善飞丹符往救，海水复旧，妖僧羞愧，赴海水而死。龙王于是用车子拉着明珠、宝贝来报答，叶法善说：“村野之人，要珠宝何用？但此崖石之上，去水甚远，能有一眼泉水就好了。”是夕只听得风雨之声，次日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终冬不竭，人称之为“天师泉”。（出自《西湖二集》有删节修改）
注：叶法善（616年－720年），字道元、太素、罗浮真人，括州括苍县人。据传叶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西元616年），卒于唐明皇开元十年（西元722年），一说尸解于720年，地曰景龙观。年一百又七岁。无病而终，羽化成仙。
作者: 默安 来源:正见网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他是宋代著名学者，平生以圣人为榜样，潜心研究《春秋》达二十余年，有《春秋传》等著作，另有文集十五卷。
胡寅，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他原是胡安国弟弟的儿子。他出生以后，因胡安国的弟弟多子，其弟媳便不想再抚养胡寅，准备将他溺死。幸亏胡安国的夫人，急忙相救，才保住了性命。胡安国便将胡寅收为己子抚养。胡寅小时候十分顽劣，性格桀傲，又好耍小聪明。
胡安国实在没有办法教育他，便找一间堆柴木之类杂物的屋子，将胡寅锁在里面。没有料到的是，过了多日，胡安国去看儿子，发现胡寅因关在屋中闲得无聊，竟将屋中的柴木，均刻成各种各样的人形。胡安国从中看到了胡寅身上的聪明资质，他想，必须要想个办法，让他这些难以发挥的才智，转移到正道上来。于是便把屋里的柴木之类的杂物，统统搬走。又有意识地放置了几千卷书。仍然将胡寅像原来那样，锁在屋中。
胡寅身上的才智，无处可施，便将整个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过了一年有余，胡寅竟能将屋中放置的几千卷书，全部背诵，几乎一字不落。胡寅的读书，实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胡安国的这种强迫式教育方法，对于胡寅倒是卓有成效的。胡寅于宣和年间(1119—1125)中进士，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官职。他为官和为人，都很正直，秦桧任宰相时，他因讥讪朝政而落职，一直到秦桧死后，才官复原职。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秦桧当政，将他贬官，他在谪居时，所著之《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并有《论语详说》、文集《斐然集》等，流传于世。
(《宋史•胡寅传》)
作者: 陈必谦 来源:正见网
离我们（纪晓岚自称）老家十几里的地方，有位姓卫的盲艺人。乾隆戊午(1738)年，除夕之前，他走家串户，为各家演唱辞年贺岁的小曲。每家也纷纷赠送给他一些食物，他便用口袋背着这些食物，往家走。半路上，他不幸失足，掉入一口枯井中。这口枯井，地处荒郊旷野，又刚好是除夕，家家团圆守岁，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盲艺人在枯井里，喊哑了嗓子，也没人听见。幸亏枯井底下温度暖和，又有口袋里的干粮可吃，渴了便细细地嚼几口水果，竟然几天不死。
正巧碰上有位叫王以胜的屠夫，驱赶着一头猪，回家去。在离枯井半里多的地方，那猪忽然挣断绳索，在田野里狂奔乱跑，结果也掉进了这口枯井里。王以胜用挠钩，把猪钩上来时，发现枯井中，还有一个人，正在唉唉的喘气。盲艺人因此得救。
这口枯井，原本不在王以胜所要走的路边上，他之所以被引到这里来，完全是有鬼神，在暗中指使。
先兄纪晴湖，曾问过盲艺人：“身处枯井中，是何心情状态？”
盲艺人说：“我当时万念俱空，心如死灰。只惦念家中，有老母亲卧病在床，还等着我这个瞎儿子，回来赡养呢!如今她连个瞎儿子也失去了，恐怕此时早己饿得不行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潮汹涌，肝胆欲裂，痛不可忍！”
先兄纪晴湖说：“如果盲艺人当时没有这个孝亲之念，想必王以胜拴猪的绳子，也不会折断，这头猪也就跑不到枯井里。那位盲艺人可就无人搭救了。”
（事据《阅微草堂笔记》）
文/静远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四字道德准则。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
数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品格和节操，愈是沧海横流，愈是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忠孝节义列传，从中使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经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谛及古圣先贤伟大的胸襟。忠孝节义内涵博大精深，本文试作探讨。
忠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的负责完成份内义务之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从造字可见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忠”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范畴。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可以到处都能行得通的办法，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会畅通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曾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别人做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每日察照自己“忠诚”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意即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忠恕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古时“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评价。东汉马融因有感于孔子写了孝经，而独缺忠经，因而补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两全。《忠经》是系统总结忠德的专门经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忠经》对忠的含义、标准、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并分章对人类社会各阶层应履行的忠道一一进行了阐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须各尽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动天心，各种美好的祥瑞都来相应，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经》提出君王要“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庙，并将其德行展现在举国百姓的面前，如诗经上所说“敬事上帝，无私爱民，就能获得上帝所赐的无量福份”。用这个“忠”的德行来保全国家，这就是一个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说“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治理国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从“忠”这个字出发呢？
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忠谏”是让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并且还要避免君王胡作非为，要直言以使其改过迁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职守是要替大众维护正理，不仅是在对于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天下众生的忠，他既不愧对自己的国家，也不愧对自己的君王，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责任就是在规谏君王的过失，当君王有任何不对的事时，忠臣是不能不力争到底的，故云“从道不从君”。
《忠经》还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忠德观念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意思是一个充满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为大众设想的。“大哉，忠之为道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意思是伟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处，可以保全家国；用到了远大处，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惟天鉴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指出上天明鉴，善恶必报。天下尽忠，淳化行也，可以导正每个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尽善尽美、做到忠的极致，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治道所在！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并非单指臣对君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在对待君臣关系上，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礼来对待大臣，那么大臣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大臣事君所采取的原则，应首先看君是明君还是昏君。子路问事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瞒君王，但君王做错事，可以不惜犯颜诤谏的。孟子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君王、上司之命，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过错才是忠臣的恭；能导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臣道》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应能正君王的偏邪，实行兼爱，不结党营私等。《左传》说：“上思利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于民”。
儒家提倡道统，指出人君应顺应天道，天子的行为应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观认为，天道规范一切。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亦即忠臣“从道不从君”。
谈起“忠”的时候人们会自然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爱国将士如屈原、苏武、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包拯、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萦怀在胸的是民族大义，百姓的安危，这正是他们的忠贞之处。如三国时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择仁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白帝托孤的信任，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支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辅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他的忠于职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金兵大举进兵中原之时，面临中原沦陷、山河残破、人民流离，岳飞力主抗战，率领岳家军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他严于治军，体恤士卒，爱民如子，缔造的“岳家军”军纪严明，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每战必胜，令金兵闻风丧胆，众元帅皆称赞说：“难得岳元帅帐下都是忠义之人，所以兀术屡败。”连金兵也不得不叹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然而奸臣秦桧却卖国求荣，陷害忠良，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还我河山”的凛然正气及“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千百年来，人们是多么怀念岳飞等忠臣良将，而对秦桧等奸臣又是何等地痛恨和憎恶，有诗曰：“万古共称秦桧恶，千年难没岳飞忠。日月同明唯赤胆，天人共鉴在清衷！”
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极力赞美，自《汉书》后，《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无论人们成就什么事业，要想真正做好，须臾都不能离开忠字。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待续）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6年6月3日
作者: 曾敬贤 来源:正见网
隋文帝杨坚，总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名杨勇、次子名杨广(即继杨坚之位的隋炀帝)、第三子杨俊、第四子杨秀、第五子杨谅。杨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创下了隋朝的基业。因为是开国皇帝，所以深深懂得创业的艰难、守成的不易，故平时十分注意对他的儿子们进行教育，要求十分严格。在历代帝王中，家教之严，可说是极为突出的。下面的事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隋文帝的第三子杨俊，字阿祗，被封为秦王。杨坚对他较重视，在他三十三岁时，就任命他担任许多要职，在外领兵镇守。开始的时候，杨俊治理地方，很有政声，杨坚听到他的好名声，十分高兴，命他任扬州总管，管辖四十四州军事，镇守扬州。一年多以后，又改任并州总管，管辖二十四州军事。这时候，杨俊仍然一心任事，因此名声颇好。隋文帝听说了，还特意赐书，予以奖励。谁知过了一段时间，杨俊渐渐变得奢侈起来，竟公然违反朝廷法令，在地方上放债收息，使下面的百姓、官吏等，都深受其苦。杨坚此时正提倡励精图治，崇尚俭朴，听说儿子的事情后，特意派使者前往调查此事。结果，使者查实确有其事，因此还牵连到一百多人。按理说，朝廷派人调查这件不法之事，而且已经查实，杨俊应该吸取教训，赶快改过才是。但是他却仗着自己是皇帝之子，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又大兴土木，修造宫室，极尽奢侈华丽之能事。杨俊自己也可算得上是个能工巧匠，常亲自操刀弄斧，制作工巧之器，用珠宝为王妃们装饰宝器。宫室中更是以香粉涂抹墙壁，用金玉砌造台阶。房梁屋柱，也用明镜或珠玉加以装饰。杨俊常常和宾客、妓女等，在这金碧辉煌的宫室中，吹拉弹唱，饮酒作乐。
隋文帝杨坚对儿子的骄奢淫逸很不满，便将他的官职全都免去，让他闲居在京城中。这时，左武卫将军刘升，为杨俊求情，上奏隋文帝道：“秦王也没有什么别的过错，就是过于奢华了一点，花费了不少公家的钱财，臣觉得还是可以原谅的。”杨坚却十分干脆地答复道：“法令是不可违背的。”刘升还不甘心，一再进谏，隋文帝为此怒形于色，刘升才作罢。后来，大臣杨素找了个机会，又向隋文帝进谏道：“按照秦王的过错，似也不应该受这么重的处罚，请陛下再重新考虑一下。”
杨坚对杨素说道：“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你的意思办，何不为我的皇子们另外制定一部法律，以便宽容他们?像过去周公这样的人，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企图作乱，尚且依法诛杀管叔、囚禁蔡叔。我远远比不上周公，又怎么能不顾法律，任意而为呢!”始终不允许重新启用杨俊。
杨俊后来病重，派使者去见隋文帝谢罪，杨坚十分严肃地教诫儿子道：“我竭尽全力，创下这宏大基业，又亲自带头作表率、施教育，希望天下官吏百姓，都好好守住江山，不要失去它。你是我的儿子，却想要败坏掉这千辛万苦创下的大业，我真不知道如何责罚你才好!”杨俊听了父亲的一番话，真是又觉得害怕，又感到惭愧。
没过多久，杨俊便病死了。隋文帝吩咐将杨俊生前的奢侈之物都烧掉，为杨俊送葬之物，尽可能地俭朴节约，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个榜样。手下官员请示杨坚，想为杨俊立一块碑，杨坚没有同意，说：“想要求名，史书中能记上一笔就足够了，何必要立碑呢?如果后代子孙不能好好保家，立的碑不过是给后人留下一块石头而已。”
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肯姑息。他的好几个儿子，因为犯有过失，均被他毫不客气地削去封号，贬为庶人。
(《隋书•文四子传》)
作者: 曾敬贤 来源:正见网
贾玭（读品，蚌的珠），字仲宝，沧州南皮(今属河南)人。他于后晋天福三年(938)中进士。北宋初，官刑部郎中，后来又任水部员外郎。
贾玭生性谨严，任官时，乐于助人。他在镇州任通判时，其乡亲中，凡有死后无力下葬者，均帮助其安葬；凡是年少孤贫，生活难以维持者，他都热心抚养，教育他们，并帮助他们婚娶。他又很热心于教育后辈，士大夫子弟到他那里去拜见他，他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加以教诲。
尤其值得一叙的是，他特别重视对其儿子贾黄中的教育，从小就对儿子严格要求，毫不放松。贾黄中自幼就很聪明，从五岁开始，贾玭就严格督促儿子认真读书。每天早上，贾玭让贾黄中直立，拿出书卷展开，比量着儿子的身体长度，要儿子每天都要将与他身长相等的书卷读完。贾玭将这叫做“等身书”。由于贾玭的严格要求，贾黄中六岁就中了童子科，七岁就能作文，而且还能作点诗赋之类。十五岁时，贾黄中便中了进士，任校书郎，后又升著作佐郎，进了史馆。贾玭仍严格督促儿子认真苦读，而且在别的方面，也时时注意激励儿子的读书积极性。他常常让贾黄中吃蔬菜之类素食，不给肉吃，对儿子说：“等你学业有成以后，才能够吃肉。”
贾黄中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迁官为左拾遗。宋太宗赵匡义即位后，又任礼部员外郎。后来，与李沆一道，任给事中参知政事。
贾黄中任官很有政绩，宋太宗赵匡义对他十分赞赏。贾黄中的母亲王氏，也有贤能之名，宋太宗曾经特意召见她，赐她坐，赞赏她道：“你教出这样的儿子，真是比得上古代孟子的母亲啊！”还特意将自已作的诗赐给她，并赏赐了不少财物。
贾玭严格教子，精神可嘉，但其方式方法，应该是根据自己儿子的接受能力而定下的，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孩子。就以每天要求贾黄中读“等身书”而言，实不是一般的年幼儿童所能做到的。为人父母，还需因材施教。
(《宋史•贾黄中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