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近代儒家与民主——《文化中国》会议发言

2023年5月2日星期二

余英时：近代儒家与民主——《文化中国》会议发言

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讲 JUSTICE　AND　DEMOCRACY（正义与民主）的，我的论文论述了中国儒家与民主的关系。我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正在处于一种衰落的过程，以前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曾占居中心地位，可到了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化，从袁世凯到毛泽东，纵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得与失的过程，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对吸收西方某些观念的利与弊的问题。有关民主的概念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认为谈民主不能只谈表面的东西，比如谈市场、权力、制度和宪法等等，谈民主不能离开某种文化基础。如果谈西方的民主，就要从文艺复兴讲起，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然后是所谓启蒙运动，这是三个大的主要思潮。这些思潮奠定了西方民主的发展。美国的民主主要是吸收了欧洲的民主观念演化而来的。中国的民主发展背景与西方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形象非常好，有一本书叫做《CHINA　IS　A　MODEL FOR　EUROPE（中国是欧洲的楷模）》，可见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复兴时期具有典范意义。但是，当中国在２０世纪初１９世纪末开始接受民主的时候，却由于西方人的入侵而逐渐衰落了。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都是儒家人士。

比如太平天国时期有一位儒家人士叫王韬，在当时来到南京，后又到上海为外国教会做事。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怕被抓，所以英国人偷偷把他送到香港，帮助当时很著名的人士李亚戈翻译了几大部中国经典（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还出版了五大卷王韬翻译的书）。李亚戈有一年休假带着王韬回到欧洲，在伦敦和巴黎等地到处演讲。回来后王韬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如西方的政治、英国的监狱、英国的法庭和民主制度等等。他认为欧洲的民主发展已超过了中国的三代。

我介绍的第二个人是一位外交官，叫薛福成。他当时曾在欧洲和美国做过使节，回国后的报告中也谈到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与中国相差有三代之甚。

另外的一位是我的老师钱穆。１９６０年耶鲁大学请他来讲学并授予他荣誉学位，他到美国后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归纳了八个字：“三代汉唐，绝无此事”，并刊登在当时的《新亚周刊》上。这些都是儒家人士的观点。他们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生活，社会很有秩序等，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并认为这也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最早了解和介绍西方民主的是儒家人士。

儒家观点与民主并没有冲突。儒家观点认为国家要有君臣，君王要维持秩序，要为老百姓做事，反之则应下台。道家也认为皇帝要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这些传统观念带有民主的精神，但还不是民主的制度，也不是民主观念。中国的明朝是最专制的时代，到了明末时期，黄宗曦写出了《言君篇》、《言臣篇》，这些文章在清朝末年发生极大影响，因为这是一种比较接近民主精神的政治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中国历来有一种自由的传统，即君王应该是为老百姓而存在，而不是老百姓为君王而存在的，权威不是无限扩大的。康有为要改变中国经典以符合西方的观念，他提出的“大同世界”要达到最平等、最自由的境界，而不要一切章律。他的观点是根据西方的制度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康有为是清朝儒家今文学派的大师、领袖人物。古文学派的大师章炳麟、刘师培都很崇拜西方。他们的观点是，西方的价值早已被发现，但由于历代皇帝的专制而阻碍了中国接受和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

甲午战争后１００年来的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转变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军的覆灭、台湾的割让以及丧权辱国赔款协议的签署，都是中国人的巨大耻辱。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革的问题。康有为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公车上书”，以很大的决心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奠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当时的争论是搞渐进的君主立宪，还是搞民主革命。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其背景都是儒家观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许多西方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乐于接受的观点，它是民主的极端，强调不要政府，一切自由。这一观点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无关联。庄子提倡的理想是一切归属自然原始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观念相结合的基础。

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进了一大步。许多知识分子不断介绍和提倡西方的民主思想，而当时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有很高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积极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的人。总之，接受西方的思想，自己一定要有资源。当然，这样接受的就不是西方的原货了，而是经过改造与自己资源相结合的东西。

谈到思想传播史，必须指出，我们不可能接受纯粹的西方思想。比如共产党统治已有４０多年了，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到底有几个？我认为直到“六四”，都是知识分子在强调民主与人权。实际上掌握政权的人都是各个行业的边缘人物，而各行业有成就的人就不会去搞革命。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简直就不知所云。毛泽东有他的特点，如搞政治权术、政治斗争可称为古今中外第一大将才，但是他在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方面又是幼稚不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大师，一方面又幼稚可笑。这种极不平衡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其背景原因的。毛泽东不懂民主，可他知道利用民主。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他打的旗号都是民主，而他得到的支持都来自于知识界。如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罗隆基、闻一多等人，都被他的号召力所迷惑。总之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又对民主一窍不通。这也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困境。

我认为民主一定要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如果人的道德水准极为低下，自私自利，没有传统的民间社会，也没有现代的公民文化，我不相信在这种土壤里可以生长民主精神。

中国自从革命以来，传统文化的发展呈衰落趋势，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三千年的传统文化被骂得一文不值。我上午对甘阳说，你对共产党40年的东西被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而怀有抱怨，但怎么没有人对中国三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否定而抱怨呢？从历史长期的发展来看，这样是很不公平的。

共产党统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传统的民间社会全部摧毁。这种传统民间社会有许多组织，有许多宗族组织、寺庙组织、有工商业组织和行会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没有达到西方的程度。但这些小的社区（COMMUNITY）的作用很重要，有时可以抵制某种专制的权力。传统的皇权只能到达各县，而县长到各村要找绅士、族长等有势力的人商量办事，他自己不能随便作主。共产党则不同，它没收了一切私有财产，消灭了所有的组织和行会，只有一个组织–党组织存在。所以中国整个社会都改变了，甚至家庭都已不再重要，主要是单位了。动辄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生活的一切都由组织来管理和控制。当然现在稍有好转，许多东西正在恢复，但是有些以扭曲的形式出现。一些宗祠、寺庙、祖坟和一些宗教组织都在恢复。这些民间的组织和活动与政治无关，完全是自发的，但可以对政治造成反冲作用。现在中国没有宗教，因为家庭已经被毁掉了。基本的道德教育是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大陆道德教育已没有了，精神教育只有学雷锋，学雷锋也已是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了，至少这不是现代社会的道德模范。现代社会的道德思想提倡实现自我、强调个人，财富不能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应集中在民间。“藏富于民”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宋朝，主要是在明清阶段得到发展。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没有公开的讨论，但存在一种暗中的抗拒。当时出现的搞乡约、办学校等做法表明他们在开创一条自己的路。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有人自己出钱办出版社、办学校、读书会等等，不公开对抗什么，但又在悄悄地做自己的事情，以求个人的发展。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很深刻的道理，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其中都有许多我们搞现代化不能不调动的东西。如果对此忽略不见，而只盲目追求西方的模式，则不会有好结果。中国大陆曾实践过追求列宁、斯大林这样的模式，其结果已众所周知。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看西方，只看外国，也要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历史。也许历史曾被错误解释过，令人无法接受。但无论如何，离开了历史我们就不能谈民主、不能谈自由、也不能谈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