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日星期三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33) 重庆会谈

来源:正见新闻网 作者名: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研究组

第六章 天将倾孤木难撑

会谈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开始受降准备工作。十一日,蒋委员长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令他率部“就原地驻防待命”,被朱拒绝。中共要抢先受降,接管日军占领区及人员、装备。当时主力分布在西南。而共军在敌后的华北和东部沿海省份,占地利优势。

历史学家辛灏年发现,共军真正的对日军事行动始于日本投降之后: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发出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中共的解放区”。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

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他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八月十二日,中共军队在华北用运动仗包围3万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打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抗日大战”。[辛灏年讲演录《谁是新中国》(下篇之五)]

美、苏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却都中国避免内战。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邀请毛泽东谈判,先礼后兵。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蒋介石3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毛推诿再三,不想出席。斯大林希望蒋介石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他致电毛泽东,严厉要求他“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面对斯大林的指令,毛极不悦,却别无选择。八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回到山西以后,放手攻打当地国军,“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二十八日,毛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感谢。”一幅“和平使者”派头。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中重申建国方针:“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还政于民。”“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一九四五)

为时四十一天的“重庆和谈”,于十月十日结束,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其中写道:“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蒋主席所倡导之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会谈期间,毛泽东竭力向蒋介石表达诚意,多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离开重庆前,毛泽东发表演说:“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一九五六年,蒋介石回顾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此后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复。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苏俄在中国》)

会谈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部果然在山西发动上党战役,阻止国军阎锡山部对日军受降,重创国军。

蒋介石说:“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苏俄在中国》)

重庆谈判为中共军事胜利打下基础,也使毛泽东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蒋介石。他发现蒋介石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他对胡乔木说蒋“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还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蒋介石深知中共不会甘心。《双十协定》签订第二天,他在日记叹“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但他依然给中共留下改邪归正的机会。

中共为夺权,也大肆鼓吹民主。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也极力鼓吹国共合作,实现轮流执政。为阻挡国军北上接受东北,中共在华北扒铁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共的主要武器是严重破坏华北的铁路线;在重庆谈判之后的后续谈判里,中共许诺假如国军停止进兵的话,共军则停止进攻铁路交通;然而国民政府拒绝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进兵受降是国民政府的权利,故冲突不断且持续扩大。因此大使馆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

美国亲共人士也大造舆论,褒扬中共,诋毁政府。杜鲁门、马歇尔之辈竟相信“蒋介石侵吞美援”之谎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蒋评价马歇尔:“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又云:“要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宋美龄多年后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罗斯福总统就是极受其所接近的幕僚以及外交人员欺蒙之害,他甚至告诉我,中国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而已。”“在与中共或是俄共打交道时,不管是周恩来抑或是史达林,美国这些政治家就如同森林中的小娃娃一般。”“周恩来扮演的角色诚可谓极具戏剧效果,他极擅于在最恰当的时机,利用失声痛哭来吸引观众。他亦即以此种高水准的演技,博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情;马歇尔将军甚至曾经告诉过我:‘除非受到极端的委屈,任何男子汉是不会轻易流泪的。’”(宋美龄,《阅读魏德迈将军〈论战争与和平〉》,一九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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