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来源:正见网
推迟战争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演讲时预言：“据我看来是西历一九三六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复兴中国之道》，一九三二）
北伐后，蒋介石就邀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帮助训练军队，创立军工，制定国防战略，甚至参与战争。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八年，德国顾问团为中国训练了三十万德式装备部队。最后一任顾问团长法肯豪森上将离任前协助蒋公制定抗日战略，也参与了淞沪战役及台儿庄战役。
自北伐至抗日的“黄金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展。蒋公在《中国之命运》中说：“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即便如此，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总量是中国的四倍半（六十亿美元对十四亿美元），钢铁总产量是中国的一百四十五倍（五百八十万吨对四万吨），煤总产量是四倍（五零七零万吨对一二六零万吨），石油产量是一百三十倍（一百六十九万吨对一点三一万吨），铜产量是一百二十五倍（八点七万吨对零点零七万吨）。日军还有能力每年生产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重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并有四十七万吨的造船能力和六万吨的造舰能力，中国则没有生产重武器的能力。按当时美国军事专家的估计，日本甲种师团的火力是相同数量中央军的三到四倍左右，是地方军阀杂牌部队至少六倍以上。
据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国军将领孙元良回忆：“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
面对日本的扩张野心，国人态度趋于两极：“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鼓励国人：“现在地球上具备有独立资格的国家衹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另一个是美国，第三个是俄国，……而这三个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又是我们中国，所以我们中国要是自己真能统一起来，自强起来，就不仅没有那一个国家敢来侵略中国，并且没有那一个国家可以不尊敬中国。”（《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在军校总理纪念周讲》）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说：“我在日本时，往往和他军官谈到国际政治的问题，他们老实对我说：条约不过是一张纸，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见他们向来就不重信义，看任何条约都没有用，向来就是主张强权，崇尚武力，时时准备和他们的敌国作战。”“我们回想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他们田中大将，总判断我们国民革命军，一定在半年内会自相残杀，必要失败。” 日本人“始终是逆料我们中国的军人不会有出息的”。“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黄帝的子孙，有一种特别优秀的天质，无论什么困难，什么危险，无论怎样严重的困难，怎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一定有方法打破他。”（《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九三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演讲中，揭露日本的战略：“日本人内部不惮公开的说，打倒了蒋介石消灭了国民党，中国必然四分五裂混乱不堪。”“日本何以这样视国民党和我蒋介石为眼中之钉呢？……骨子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他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而我们中国国民党也有一个挽救中国的传统政策，彼此的传统政策恰好针锋相对，绝对冲突。”“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他看透了中国虽有四万万人，实际上如同无人；……他们以为革命党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起来的，誓师北伐，简直是笑话。后来我们革命军一直打到武汉，占领南京上海，他们便非常惊奇，不知革命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摧枯拉朽的忽然从广东可以打到长江流域来！”（《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
“在去年六月以前，我们国家可说毫无基础，朝不保夕，日本在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将我们中国整个的灭亡！但是从去年六月以后，因为我们已经统一了川滇黔三省，国家生存之最后的基础，从此稳定！”（《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蒋介石告诉国人，大西南是中国殊死抗战、克敌制胜的宝地。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他的论述。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蒋公预言日华关系的前景：“（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除了第六条，其它皆言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公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宣布：“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的目标是推迟战争爆发，争取时间，准备最后关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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