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背后的故事系列之三
文／柳笛
杜甫，总是执意端坐在寒江孤舟里，描绘天地间那一只不合群的沙鸥；或者徘徊于春城草木间，期盼烽火中那一封重于万金的家书。图为成都杜甫草堂。（Wiki commons）
读杜诗，多半是个严肃枯燥的活儿。因为他生活的特殊时代，因为他探讨的社会课题，需要你焚香净手，正襟危坐，摈弃私心杂念，全身心专注于诗歌的解读和思考。
而若你读过许多杜诗，便真正能读出许多味道来。原来他的生活也曾色彩斑斓。诗中有绿意：邀一二良朋，涉绿水、抚翠竹，观夏木阴阴，青霄邈远。诗中存朱华：林花着雨，红湿似重，妆点锦官城的拂晓；粉妆旋抹，茜罗裁裙，娇美的容颜聚在家门前争看远道而来的长官。更有白露、黑云，金孔雀、银麒麟，不一而足。
除却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主题外，杜甫也曾作花月闲谈，往往笔调浓丽丰艳，一展盛唐风姿，不似杜老手笔。譬如《月夜》，独自困于长安的杜甫乍对月光，再掩不住绵长的幽思之情。“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是他遥想远方妻子惆怅凄美的模样。再如《狂夫》，杜甫一家饱经离乱暂住浣花草堂，身处陶然美景，“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清新之语自然流出。就连《红楼梦》里的宝琴姑娘也简论杜诗，说他不止有“丛菊两开他日泪”，亦作过“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等句。
这些为数不多的清丽诗篇，浑不似杜甫在大众心中的模样。或者说，对于他而言，世间风物人情，无一不能入诗，一出手即是上乘佳作。杜甫本是大家，凭藉辞采华茂作诗，他的形象一定儒雅温润得多。但他偏不，都云诗言志、歌咏言，所以，杜甫宁愿放弃生花的妙语，走进平民百姓中，希望把一腔创作的才华为当时的劳苦民众绽放。他是一块且方且厚的磐石，峻切刚毅，理性叙事，却又深沉关怀。
杜甫，总是执意端坐在寒江孤舟里，描绘天地间那一只不合群的沙鸥；或者徘徊于春城草木间，期盼烽火中那一封重于万金的家书。他宁愿白雪满头，不胜竹簪，也甘愿风雨如晦，茅屋破败。他在困厄中坚守人间的正义，久久不肯离去，直至老病江舟，饥饿而亡。
诗无达诂，诗品却应有高下。这诗品当来源于人品。杜甫自幼好学，七岁思即壮，九龄书大字，一生致力于做官出仕，造福百姓，却生不逢时，不是与官位擦身而过，便是迁居闲职，有志难伸。他客居长安十年，因李林甫弄权妒贤，屡屡受挫。安史之乱爆发，他避难于鄜州羌村，听说肃宗在灵武继位，便只身北上，不幸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两年后，郭子仪率军至长安城北，杜甫冒险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投奔皇帝，被授予左拾遗。他又因仗义执言营救房琯触怒龙颜，被贬到华洲，从此再不受重用。后来他辗转漂泊到成都，寄食于世交严武，被推荐作了他门下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去世后，他几经丧乱，长期漂流于江中，最后在一艘小船里寂寞离世。
在他多灾多难的一生里，那为数不多的清词丽句是他苦中作乐的自我消遣，而他也常告诫自己要在浊世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直面战乱时代的冷酷。命运的轨道一次次和他开着玩笑，做官的希望一次次幻灭，即使处在生活的最低谷，他都没有被苦难打败，反而用自己的方式吟唱着黑暗的世道，忧患的国运。
在杜甫看来，最无道的莫过于昏君弄臣，最悲惨的莫过于底层大众。行役、重税、饥荒，造成了人世的流离与生死的无常，是百姓痛哭哀歌的根源。所以，他甘愿把讽时伤世、忧国忧民作为一生的事业，把现实中的不平记录在诗歌里，作为前车之鉴，劝诫后人。在普罗大众的悲惨命运中，战争最直接地造成他们的生离死别，也成为杜诗中最常表现的主题，那“三吏”“三别”同样是与《兵车行》齐晖的典范之作。
对杜甫而言，世间风物人情，无一不能入诗，一出手即是上乘佳作。（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有的诗人，作文与作人是断裂的，有的诗人一方面表达着对君王的忠诚不二，一方面为了诗名杀人害命、卖友求荣；有的诗人道貌岸然书写着世间百态，私底下却以官位之便聚敛家资，蓄家伎过百，生活豪奢。而杜甫不然，他心里有一杆标尺，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是面对天子、有恩于他的朋友也是如此。在肃宗时期，他历尽千辛万苦才求得左拾遗的官位，但决不会为了保住个人名利，就放弃了做人的准则。宰相房琯不通兵事，平叛失利，在咸阳的陈涛斜大败而回，著名琴师董庭兰借与房琯的关系弄权谋利，遭人弹劾。房琯入朝自诉却被肃宗斥退，不久便被罢黜。杜甫与他交于布衣，为他上疏：“罪细，不宜免大臣。”而且杜甫大赞房之家学人品，结果却深受牵连，差点被三司审讯。
在成都居住时，严武身为剑南节度使，为他谋官，时常接济探望，可谓是仁至义尽。但杜甫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极尽傲慢无礼之事。有时严武拜访他，他不冠不袍，言行举止也没有尊卑礼数。更有甚者，他乘着酒意登上严武的坐榻，怒目圆睁而质问：“严挺之（严武父）乃有此儿！”
饱读诗书的杜甫何以这般横眉冷眼，对待生命中的好友兼贵人？观严武事迹，才知他年幼时曾用铁锥打死父妾，且不知悔改，供认不讳；镇守四川时，梓州刺史章彝因小事惹怒他，严武竟用棍棒将其活活打死。而他也并非一无是处，安史之乱时毅然护肃宗西奔，广德二年又带兵击败吐蕃七万军，使其一度不敢犯境，保卫了西南边疆。他猛悍非常，却也暴戾嗜血，或许在杜甫眼中，战争的灾祸有一半的责任是由严武这样的残忍将领造成的。
他曾在《后出塞》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制造杀戮，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严武等将军在接受皇帝封赏时，可曾想到过，他的军功是无数平民百姓的宝贵性命换来的，他们的离世又将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剧。他奉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死里逃生总是刺激着他好勇斗狠的神经。杜甫也许曾向他进言，想通过感化将领逐渐改变这个哀鸿遍野的唐朝，但结果却让他失望了，以至于在大醉之后发出最为沉痛的一语。严武出于世交的情谊和对文人的尊重，并不以为忤，但他永远也不懂杜甫的苦心。若他懂得，他的母亲也不会在严武去世时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不用再担心会被他牵连成为官婢了。”
正是由于杜甫的崇高人格和儒家理想，他的诗作不仅仅是文法、技巧的研磨与提高，立意的高远才是《兵车行》与其它诗作感人至深的最主要因素。三百年大唐，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诗歌近五万首，而那身名磨灭的，更是不可胜记。如数家珍的人与诗，不过占其百分之一。而杜诗留存大约一千五百首，历来为世人称道的依旧是那些忧国忧民的厚重作品。舞文弄墨，堆砌辞藻，稍有才气者经笔砚打磨，皆可为之，而诗中骨气才是决定品位高下的根本。
当杜甫对仕途绝望，便把对世界的理想、对生命的敬意全部投射于诗歌。杜甫作诗，不为取悦权贵，不为粉饰太平，而是怀着哀国悲己的沉郁情感，赋予唐诗新的使命。汉族是注重历史的民族，他就把著史立传的责任感，融汇于他的诗歌中，用凝练诗意的语言，再现唐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探讨盛衰兴亡的背后原因。因此读杜诗，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严肃而崇高的意蕴，这是诗人荡漾在字里行间的历史忧虑感，诱发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膜拜与追思。
晚唐孟棨在《本事诗》中写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一朝正史，往往由更替的新朝叙写，其真伪、详略难以真实客观，而杜甫心怀天下，久历沧桑，于当朝歌咏当朝人事，留下了最直观最珍贵的记录材料。杜诗的意义，已远不止是诗歌音律、诗品魅力的极致，它对于后世的借鉴和启示价值更是无穷。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圣人著史，微言大义，不仅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其经验教训更为后世树立修身治国的尺度。杜甫被尊为诗中圣人，他的诗歌同样起着发人深省的历史作用。古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甫以德行立世，读书破万卷，行吟不倦，着成力透纸背的传世名篇。诚然，有部分杜诗正气有余，优美不足，但正因诗歌背负沉痛时事与忧国情怀，让他与他的文字彪炳千古，永远荡人心魄。
天下辞章千百卷，愿世人最懂你那一篇。＃
责任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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